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
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
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
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
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
多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
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
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 年底， 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
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 军事力量严重削弱；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
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
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
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
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
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华威胁其
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
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
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
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
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
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
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 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
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
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
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
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
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
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2＇ ，
“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3＇。因此， 在
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
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
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 被迫放弃了速战
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
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
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
“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
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5＇。因此， 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
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
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
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
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
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
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
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
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
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
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
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
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
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
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
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
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
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 5 月， 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随着迁渝工
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
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
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惟一的综合
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
外交往中心。
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
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 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
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 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
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
“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
“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6＇（p59～60）
。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
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
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因此，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
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
二、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
日本法西斯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
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时间。 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
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
架，最多一天达175架。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 而且还投下许
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
的损失。
关于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情况，各种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
据《重庆大轰炸》一书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 日机轰炸重
庆127次，出动飞机5940架次，投弹约15677枚，炸死9990 余人， 炸伤
10233人，毁坏房屋建筑8250幢另33300间。＇6＇（p26）又据《重庆防空
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
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人员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 人、
重伤12856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伤亡人数按官方统计计算）， 炸毁、
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p94）。余凡、陈建林根据有关资料综
合计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 架次，
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
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8＇。四川
省政府统计处统计的抗战时期重庆市遭受日机轰炸之伤亡人数， 共计
23126人，其中死亡9218人，负伤13908人＇9＇（p81～82）。另据1942年
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4年中，日
机空袭重庆达117次，投弹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 炸伤市民9141
人＇10＇。在这些统计资料中，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分歧较大，从二万人
到近四万人不等。综合各方资料来看，近四万人之说似有夸大，可能是
当时出于宣传的需要。二万人之说根据档案资料统计得出，而当时的统
计由于多方面原因存在诸多遗漏。因此，我们认为伤亡二万四五千人之
说比较可信。但这一伤亡数字中关于大隧道惨案的伤亡人数是按官方统
计数字计入的。大隧道惨案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各种资料分歧也很大。
当时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认
定死亡人数992人、重伤入院者151人＇9＇（p86～87）。而郭伟波在《重
庆大隧道惨案亲历记》一文中认为“一夜之间因窒息而惨死市民近万人
”＇11＇。这二种说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较场口大隧道最大容量不足万
人，惨死近万人说显系夸大。此案与防空当局玩忽职守有关，审查报告
公布的数字当有保留。据当时的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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