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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相对困难些，不仅菩萨多，还有五百罗汉什么的。这些神祇都得依托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才算符合真神标准，得编那么多故事，够麻烦的。不过好在寺庙多，哪怕一个庙编一个故事，那也可以把菩萨们、罗汉们的来历编好。
伊斯兰教恐怕就麻烦了。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允许信仰人物，与国教是完全抵触的。不过朱却也丝毫不受良心的责问，当初新月旗控制的领土里人们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不正是因为非伊斯兰教徒必须缴纳高额的税？你做得初一，我做不得十五？在明朝的控制领土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应该不算过分吧？朱棣觉得自己够宽宏大量了。若是在基督教的控制区，哪里还容得上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家基督教甚至还有事没事就发动圣战呢！
只是，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是不是太高了？
朱棣按了按眉心，怎么也想不起伊斯兰教对占领区的非教民征收的到底有多高。
按明朝的生活标准来算，温饱型的五口之家一年三十贯绰绰有余，十贯已经将近两人的生活费了，似乎确实高了点……普通民众恐怕无法承受十贯的加征税，把别人逼入绝境那便必须承受狗急跳墙的后果。若是在阿匍的教唆下，伊斯兰教信徒造起反来岂不是麻烦？
罢了，罢了，朱棣叹着气摇摇头，对李至刚说道：“刚才那个信仰税额度改一下。从永乐六年起，每年信仰税的额度定为三贯。”
见李至刚没问什么立即答应了，朱棣厚着脸皮暗自想道：我是不是太过善良了？……
注１：僧录司隶属于礼部，负责处理全国宗教事务。
第二十三章 年终总结
是年关近弥了，宫外飘着雪，隐隐约约传来鞭炮的声那表示一年将尽的鞭炮声，朱棣渐渐陷入了回忆之中。
……
建文四年的下半年以及永乐元年的上半年朱棣都在种田，所以尽管将大量的行政**务都推给了太子朱高炽，但他仍然感觉时间过得很充实、很缓慢。
待该改革的制度都改了之后，朱棣便彻底轻闲了下来，于是觉得日月如梭，一下子就到了年底。
秋七月庚寅时，朱棣复贻书鬼力赤。不久后，吃过一次大亏的鬼力赤终于肯老老实实地进行回复了。不过，这时鬼力赤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肯彻底投降，只说两国永世交好，鞑靼保证绝不再侵犯明朝。
这种回复自然不能让朱棣满意。他还想着征服西伯利亚一直打到莫斯科去呢，如果连鞑靼都不能彻底征服，那西伯利亚和东欧还能有什么指望？
不过朱棣却也急。
反正以人头换茶叶的政又不用耗费明朝的人力物力，而且每年还可以派车骑营去草原上搞几次扫荡，鞑靼若是觉得能够撑得住，那就尽管继续坚持好了。事实上，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和也先土干（金忠）已经暗中向明朝输诚了，另外还有几支较大的鞑靼部落也开始和明朝眉来眼去，这样算下来，已经有六分之一的鞑靼人或明或暗、或已经或即将向明朝投降了。
把都帖木儿人投诚，并不意味着鞑靼人内部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消失后，鞑靼人会更加团结起来与大明对抗。都帖木儿和也先土干投降后，朱棣没有将他们召入关内，而是命令他们以有邑贵族的身份在凉州一带游牧。由于把都帖木儿等人割明志并加入了以人头换茶叶的贸易体系，这便导致了鞑靼人的生存环境将会越来越恶劣。再过个一两年，即便鬼力赤还想坚持，或说他在鞑靼太师阿鲁台地挟持下被迫继续坚持，恐怕其部属也会将他绑着送到大明来吧？
……
朱棣自登基后便撤销禁海令并恢复了市舶司。海上贸易至今已经具规。据统计。永乐元年一年来市舶司所得收入加起来共有将近三十万贯。相对于南宋初年仅泉州市舶司每年就可得万贯左右。这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不过朱已经颇为满意了。万事开头难。并非禁海令一撤销海上贸易便能够立即繁荣到顶点地毕竟撤销禁海令只是朱上下两片嘴唇一碰地事。但制作一艘能够远洋航行地船却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更何况。明朝此时地几个大船坞都在玩命地供郑和下西洋地船。民间剩余地造船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说。刚刚撤销禁海令地头一年便能给国库带来三十万贯地额外收入。已经是很不错地成绩了。
之前朱棣曾命宦官侯赴乌斯藏（注１）征僧人。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刺加等国。赴乌斯藏地侯显自然不可能这么快就返回。而马彬、李兴、尹庆则都在年底之前回来了。其中爪哇西王、暹罗积极入贡。对此。朱棣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不是记住了爪哇西王和暹罗规规矩矩地入贡。而是记住了苏门答腊和满刺加等国没入贡后世当官地可能记不住谁送了礼。但一定记得住谁没送礼。朱是皇帝。记忆力自然不比后世地官员差。
除了派遣出外。朱还提前派了“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结果很不错。
这次招抚自然不会象历史上那样里傻气地劝说梁道明抛弃旧港地基业回到大明。梁道明离开中原时虽说只是广东南海地一名普通百姓。一开始去爪哇也只是贩卖货物。可后来他却带着全家移居旧港。数年后。三佛齐为爪哇攻破。易名旧港。当时旧港国内非常混乱。梁道明乘机起事。结果被众人推为领。梁道明成功占领旧港地消息传回国内后。竟又有数千闽、广两地汉人来投。于是实力更是大增。
在古人眼中。梁道明哪怕是占据了旧港也只不过是一伙势力较大地海贼而已。因为梁道明并没有国王之名。然而在后人地眼中。梁道明却已经有了旧港国王之实。
历史上梁道明抛弃旧港基业回国后。其手下施进卿被永乐大帝册封为旧港宣慰使。不过。施进卿是三佛齐国崩溃后由爪哇满伯夷王国任命至旧港。处理行政事务地大臣“宝林邦八谛”。即旧港事务官。因此施进卿虽然领受了明朝地官职。但仍然服从爪哇满伯夷王国地命令。从这一点看。梁道明能够抛弃基业回国。显然比施进卿更忠于大明既然如此。那干嘛非要让梁道明离开旧港回到大陆呢？直接册封梁道明为旧港宣慰使岂不是更好？
所以，朱便直接派了梁道明的同乡谭胜受前去将梁道明册封为旧港宣慰使以及旧港一等有邑子爵。梁道明早在谭胜受抵达之前就知道了明朝地有邑贵族体系，因为之前数千闽、广两地汉人前往旧港时，其中有不少聪明人早就顺便从朝廷那里领取了相应的爵位。因此，当谭胜受册封其为旧港一等有邑子爵时，梁道明简直乐得是眉开眼笑。至于说梁道明那个被指挥孙出巡海南时挟持归朝地儿子，自然是属于按规定前往国子监就读的性质了。
当梁道明接受了朝廷地册封后，私底下谭胜受又向他宣读了一份密旨。
因为地理原因，中国自汉朝起就有不同规模的向南洋移民的事例。在永乐之前，规模较大的一共有四次：一、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二、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三、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四、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
所以说，在明初时生活在南洋的汉人经不少了。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以救世主的口吻，表示同情流民地
规劝他们返归故里，可以既往不咎，若不尊敕文，则又以后悔无及相威胁。结果这恩威并存的敕文出后，据说海外流民“皆相率来归”海外逃民因招谕而归地不说，明成祖甚至还在永乐七年传谕暹罗国王遣送“屯聚岛外，窜入暹罗”的中国流人何八观等。结果次年十二月，后即遣送何八观等回到明朝。
在朱棣看来，这简直就是犯罪！
欧洲国家在开拓殖民地时，将本国人民想方设法地送往殖民地都还嫌不够多，可那个明成祖居然将已经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又召回来！
朱自然不肯召回移居海外的华人。不仅不肯召回，他还打算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资源。南洋的华人性喜群居（这其实是废话，绝大多数移民在被另一个民族同化之前都是喜欢与原先民族地人群居的），明初时，南洋诸国或许没有象后世那样的中国城、唐人街，但华人聚集地村落绝对不少。而古代的有效统治概念是以城镇为中心，辐射周围的一片地区。只要不是靠近城市，村落总是拥有相当大自治权的。
朱棣交给梁道明地秘密任务便是积极册封南洋的华人头目为其封臣若是由明政府派出使大张旗鼓地去册封各国境内的华人头目为有邑贵族，难保不惹出外交纠纷。其实外交纠纷朱倒也不担心，反正弱国无外交，让他们抗议好了。但这种事若是亲自去做，毕竟有可能抹黑明政府的形象嘛。
一旦梁道明能将流落在南洋各地的华人联络成一个整体，那么对朱下一步的整体战略大有好处。如果梁道明册封封臣地事情暴露了嗯，那是梁道明私人的行为，与大明朝廷无关。至于说南洋地小国老羞成怒之下可能采取某些不利于华人的行动《礼记》告诉我们，凡事都要师出有名，更何况向其他国家宣战这种重大地事情呢？
……
除梁道明外，行人谭胜受与陈祖义进行了接触。
与梁道明一始去南洋是为了贩卖货物不同，陈祖义则是被官府追杀的逃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地。到了南洋后，陈祖义混得比较滋润，十几年的时间便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之一，成员最鼎盛时期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在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
陈祖义光凭他一己之力就能令洋各国胆战心惊，南洋一些小国甚至向他进贡，本事自然不小。这种人若是放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