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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土之中，争论最烈的却是“胶澳问题”，也即是说，有人以为应该经营山东的胶州湾与青岛而反对经营奉天的旅顺口。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正当旅顺船坞工程积极进行之时，驻德公使许景澄首先即将此一问题提出。根据许氏的意见，他以为胶州湾有以下几个优点：（一）西国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到，每体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二）该处为大小沽河及胶莱河会流入海之地，前明曾于此设立卫所，（东为浮山所，西为灵山卫）以资控扼。（三）湾外罩山环抱，口门狭仅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四）周湾之地约数十里，水深八九拓至四拓不等。烟台当开港时，海舶多于此凑集，其地本非荒陬可此。（五）其地位于南北洋之中点，上顾旅顺，下趟江浙，均一二日可达，设能酌抽南北洋一部水师合以山东一军，絷聚大枝，则敌舰不敢冒险轻犯北洋，可谓畿疆外蔽。（六）其地与胶莱南河与北河河口通连，如能疏浚淤浅，可以通行雷艇小轮，与直隶海面互相策应。（七）中国沿海自浙之温州以北而至于青齐滨海各处大多口门坦漫、港路浅狭，惟胶州湾形势完善，且居衙要，实为地利所必争，“应请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
许氏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当其首次出任驻德公使时期（一八八四一一八八七）正值德国新闻界受名地理学家里希霍芬（Baron Fredinand Von Richthofen，May 5．1833…Oct．6．1905）宣传，大事鼓吹胶州湾为远东最优良的港湾之时。故许说可能受其影响。不料，同年六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在其所上的“敬陈海军事宜以备棌则”摺内，竟亦提出同样的主张。他首先指出旅顺建港有六大缺点：（一）口门太窄、狭处仅能容一船，极易为敌所封堵。（二）口内浅沙胶滞，战舰难以成列，疏浚则费巨帑。（三）马口外陡岸，深水无阻洳，亦无浅滩、敌易登舰以袭我后。（四）屯埠三面凭海，守护倍难。又内埠离外岸太远，敌船****易及。（五）无内河以通腹地，转运甚难。无齐与之隔海，猝遭封堵，陆兵难集。（六）金州西南大连湾为旅顺后路、颈地太狭、敌船便于寄淀、断为运道。因此，他认为“欲图旅顺，威海卫则莫如先营胶州湾”。至于胶州湾的优点则是：（一）海口宽二三里，内有大澳可容 舰。（二）其外地形盘互、岛屿林立，陈家诸岛横石隐伏，号称天险。（三）最南为曹家嘴，又南则灵山、距江南之膺游门三百余里，上可蔽登莱，下可控江浙。实形胜必争之地。（四）胶河分南北流，其南流人海处曰麻湾口，由麻湾沂南北以达掖体之海仓口约三百余里，疏浅抉滞、舟揖可通。（五）海仓口地居堂奥，遥接津沽，一旦中外有争，运北洋之军实以济胶州，则臂指可以相联，而西夷鼠赢扰之谋无所逞；或运齐鲁难 以供 士，则漕船可以直达，则西夷封港之技无所施。
由上所述，可见朱一新的意见与许景澄并无太多的差异。惟一不同之处是许摺仅言胶州湾的优点而未指出旅顺的缺点；而朱摺则除说明胶州湾的优点之外，并且指出旅顺的缺点。当时醇亲王奕譞正总理海军衙门，乃将许摺及朱折抄寄李鸿章议覆。鸿章对于许摺的答复是：“对于胶州湾的重要性他亦曾留意，并先后派遣管理鱼雷营道员刘含芳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英国总兵琅威理（W．M。Lane）前往该地查勘、总图呈览。（二）胶州湾一地有其优点亦有缺点。口门小于威海卫而不如旅顺口之紧固；水此威旅加深、固宜设防，以免为外人占踞，然若为海军屯埠则应修船坞，设炮台，势必所费不訾。加以转运煤粮军需各输，则以道远耗费尤巨。（三）其地距黑水洋船路约三百里，并不能扼断敌人来路。（四）自来设防之法，必先近而后远，旅顺与大沽犄角对峙，形胜所在，自必先行下手。俟旅顺防务就绪，如有余力方可议办距直千三百余里之胶州湾。目前至多只能简略布置，先由山东酌拨数营，则要设垒，以为防守。对于朱摺的答复，首先指出其说的矛盾：”惟称旅顺非战守善地，又云其地锁 北洋，屏藩辽潘，未容置为缓图。诚如尊示，矛盾其词。”继而对其所云旅顺有六大缺点之说，逐条加以反驳。谓其所言旅顺六病，亦未尽确。（一）口门狭则我能出而敌不易入，殊觉巩固易守。敌舰封堵与否，本不系口门之宽窄。（二）疏浚淤浅费帑。凡水师屯埠不论大小，未有不须疏浚，即未有不费帑者。㈢旅顺口外亦有浅滩暗礁，不尽陡岸，敌虽有可登陆之处，要在防守严密。（四）旅顺各炮台皆有巨炮交互夹击、敌船****有山遮蔽，内部不致大损。（五）无内河通腹地固无可如何，然有事时亦可预集陆军以为援获。（六）大连湾距旅尚远，金州后路暂有毅军分防，临时仍应添兵。最后并谓：“彼不过欲先固胶州，故为抑扬失当。殊不知胶距天津一千三百余里，实属鞭长莫及。胶澳僻在登莱背后，距黑水洋至成山头行船正道尚三百余里，敌舰可扬舱直北不必旁趋。若以全力营胶州而置旅顺于不顾，彼谓堂奥得以晏如者实未敢信。书生逞臆妄谈，无足怪也。”除许、朱二氏以外，上海的申报，对于旅顺建港之事亦常极为关切，并曾以“中国勿受欺于人”为题，加以论列。惟其内容非为探自道听途说，即系裨贩西人陈言，本身并无真知灼见，实亦不值一驳。
总之，旅顺建港实在可以说利弊参半。天下事本来利害相连，旅顺的建港亦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国防形势以及北洋的财力而论。旅顺的建港实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近人每谓鸿章舍胶州而取旅顺，乃系由于其“执意偏私、以渤海为防务首要，深计植树势力于近几。”其言殊不免责之遇当。其实观鸿章上醇亲王复议许景澄一书，以及其后之对胶澳之经营又何当不知胶州湾之重要。如与淳亲王论及申报“中国勿受欺于人”一事时即对旅顺利弊详作分析，并谓“察度北洋形势，就现在财力布置自以在旅顺建坞为宜”。“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澳口门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匮口两处较宜……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袁保龄在其复友人书内对于此点说的亦颇为清楚。他说：海军宏规或扩，所愿二三豪俊云集景附，视风涛为衽席，履渤海如户庭。无兢维人，固不专恃船坚炮利也。水师口岸、地形各殊，用各有当，如置筐笥者，必先量其衣物之多少。就此时北洋水师、旅顺固已足用。再添船则营威海，广置舰则营胶州，此固一定不移之次第。比较起来，其论实较公允，而亦为接近事实之真象。
七、结 论
清末时期，北洋海军成船日多，因无适当的船池停泊，以及养护设备，常须借用香港或日本的船坞修理，以致西人每有“有鸟无笼”之议。为了弥补此项缺点，北洋当局遂下定最大的决心，以十年之久的时间修建一所近代化的海军基地，始将此一问题解决。 以当时中国的知识技术水准，以及科学工业环境，要想在一个原始荒芜而又偏僻的岛屿上面修筑一座近代化的军港，真是困难万端。可是凭着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周馥于与刘含芳等人的合作，以及负责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氏的热心与毅力，终于桔合了中国传统的河工经验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奠定了旅顺军港的始基。与旅顺工程关系最大的外国人员，除极少数英美退职军官外，最主要的便是一 德国人，如漠纳根、斯本格，舒尔次、瑞乃尔，善威等。或司炮台工程、或司放炮教习，或司海口工程、或司澳坞设计，其贡献实不可没。唯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暗中操纵把持，最后澳坞工程始转而完成于法国公司之手。在华外籍人土不察此中隐曲，时常批评中国官吏不能与外国专家衷诚合作，甚至说外国专家受到中国官吏的排挤，殊非深明事实之论。
关于旅顺建港的利弊，论者颇为不一。许景澄与朱一新主强应先经营胶州湾；英国人则认为威海卫形势较诸旅顺尤为事宜。可是站在北洋负责人的立场而言，无疑地旅顺亦可谓最佳的选择。如谓李鸿章之经营旅顺而未经营胶州湾是出于他的利己之心， 以当时的事实，似乎并不如是。
至于旅顺建港所用的经费问题，中外所估颇为不一，迄今尚无定论。有人估计一千六百万两；有人估计数千万两，皆与实际数字相去远甚。依据本文的研究，陛尔发任内大约二万五千两，黄瑞兰任内大约七万五千两；袁保龄任内大约六十五万一千五百余雨；法国人包办时期计用银一百三十九万三年五百两。另外再加北洋直接采购机械大炮等物；至多估计不到一百万两，合计不过三百余万两。至于其经费之来源；则有如下数途：（一）由直隶海防展捐项下拨银六十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二两八钱九分。（二）由部库及河工捐内拨银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个七两一钱二分。（三）由新购快船剩余项下拨银六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两九钱一分。（四）其余之数皆由北洋海防经费项下开支。
旅顺的命运与多难的祖国息息相关，计自建港之后四年（1894），该港即为日军所沦陷；七年（1897），即为俄入所租借；十四年（1905），再度为日本所占领，接着并由俄国转租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重为苏军所据，直至一九五四年苏军力才全部撤退。七十五年之间，该港数易其手，时而陷于日本、时而租于俄国，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脱离祖国的怀抱。中国人以如许巨大的财力与人力所修建的一座近代化军港，居然大部分时间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言之令人痛心。
很显然地，旅顺的一再陷落，与其说是一个选择错误的问题，毋 庸说是一个国家势力强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