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人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还是幸好，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出来之前，我对进城做工有着特别的渴望，却苦苦求之不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矿区当上了煤矿工人，我欣喜异常，如同获得新生一般。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我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在矿区当工人时，我也遇到过一些人生的挫折。母亲知道后，让人给我带信儿，要求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再回老家，要是回到老家，再想出去就难了。这些深切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使我对千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有着感同身受贴心贴肺般的理解，我相信我能够写好他们。
我把人物的舞台放在煤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的生活比较熟悉。我一直认为，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但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这样说会给人一种行业感，会失去一部分读者。我更愿意把她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至于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燃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2005年9月30日，（国庆前夕，秋雨淅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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