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皋获得了如此成功，像莱沙渥所形容的是“庞大的商业帝国的帝王”，这些成功多亏弟弟郑年的帮助。而郑年小小年纪便当上武宁军军中小将，扬名于世，也多亏哥哥张保皋的帮助。果然之后两年，张保皋毫不犹豫地对义弟郑年委以大任。
轰隆隆。
又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雷声紧接着破空而来。短暂的闪电光中，过去八年间张保皋一手建立的清海镇的风貌一闪即逝。
“啊，”张保皋雨中叹息道：“如果现在郑年在我身边，是啊，只要郑年在我身边，郑年便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然而，郑年人在哪儿呢？
狂风中如马鬃般立起来的波涛击打在岩石上，张保皋迎着迸溅过来的海水沉思着。
郑年弟弟现在在哪儿？做什么呢？
“大哥，大哥走大哥的路，我走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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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最后一次见到郑年已经是十年多前的事了。那时张保皋辞去军中小将之职，退役当起了老百姓。他开始团结在唐朝的新罗人，满腔热血地筹划经商。两人分别之时，郑年说：“自古经商便是卑微的贱民所从事的，我不喜欢经商。我虽然生于海边，但希望能死在马背上，而且，虽生于海边，比起撒网捕鱼，我更喜欢背着刀枪去打仗。所以，大哥走大哥的路，我走我的路。”
郑年选择的路是继续做一名军人。但是唐朝已经完全消灭了平庐淄青的藩军，不再需要官军了。相反，过分臃肿的军队已经带来了新的问题。
“古话说得好。”那是张保皋最后一次劝郑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鱼捕筒弃。你我不过是唐朝雇来讨伐藩军的猎犬、弓箭、竹筒。如今兔已死，鸟已尽，鱼已捕，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没有战争的时候应该熔化刀枪，铸犁耕地播种。”
但是郑年却瞪着眼睛说：“古语还这样说，武臣不惜死。做军人不会像大哥说的那样熔化刀枪去铸犁，即使是饿死，也要磨好刀，擦亮枪，时时刻刻做好争战的准备。这不正是军人应走的路吗？”
那时，张保皋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叫法华院的寺院。这是一座新罗式的寺庙，离开军旅的张保皋以此来团结生活在唐朝的新罗人，使他们有一个凝聚之地。
按圆仁的记载，在由张保皋发起建造的寺庙赤山法华院中，每年冬夏举行两次讲经会。讲经使用的是新罗语言，并以新罗方式进行。
张保皋与郑年最后一次见面便是在一次主要由新罗人参加的讲经会上。那是825年，张保皋归国前三年的事情。
当时赤山法华院正在举行夏季讲经会，夏季讲经会主要讲解《金光明经》，那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新罗高僧。
被邀的法主法号朗慧，他于三年前，即宪德十四年（公元822年）借派往中国的使臣金昕之力到了唐朝。
朗慧和尚虽然年轻，却是新罗最具水平的高僧。有关他的传闻，张保皋早已耳熟能详。因此，张保皋亲自到法华院来参加讲经会，礼拜十方佛，忏悔罪过，倾听朗慧和尚的讲解。
此时，朗慧已在中国各地游历了三年，开始受具足戒，跟着高僧大德修行。
朗慧之所以会先到至相寺，是因为他曾在义相大师创建的浮石寺学习过，而义相大师是智严的俗家弟子。由此说来，浮石寺的佛家思想与智严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然而即便是在至相寺，他听到黑脸老人所说的马祖的“心即是佛”，猛然醒悟，随即去找禅宗思想的大师，马祖的弟子如满。
马祖禅师。即马祖道一，是中国禅宗思想集大成者。
据说马祖学禅时，禅师怀让为了能使整日坐禅一心希望早日成佛的马祖醒悟，便从马祖身旁拿起一片瓦片，对着石块研磨起来。马祖看了不解，问禅师：“您磨瓦片干什么？”
怀让答：“做一面镜子。”
“磨一磨，瓦片便能成镜子吗？”
听了这话，禅师不紧不慢地反问道：“磨瓦既不能成镜子，那坐禅又岂得成佛呢？譬如牛拉车前行，车子若不肯前进，是打车好呢，还是打牛好？”
听了禅师的话，马祖顿悟到“心即是佛”，之后马祖倾毕生之力宣传“平常心即是佛”。当时马祖弟子之一如满便住在长安。
在如满那里，朗慧开始将眼光由教宗转向禅宗。
那么，朗慧到张保皋所建的新罗寺庙法华院讲经大约便是在宝彻圆寂，他云游四方，普施善行的时候。
因为他自师父离世之后便开始头戴黑巾，被信徒们称为黑巾僧人。
赤山法华院原来像圆仁写的那样“夏季讲解《金光明经》”，但朗慧在主持赤山法华院期间，却从未讲过一句《金光明经》。
《金光明经》是赞叹佛寿命无量的偈颂，自古被尊崇为守护国家的经典。张保皋等数十名新罗人邀请他去讲经，在对教理经文进行问答讨论时，无论他再三发问，其他人竟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因此朗慧只好带领信徒拔草，或补修被洪水冲毁的桥梁，以众人合力，其力断金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讲解。
每逢赤山法华院有重要法会时，都会请和尚讲经，并作忏悔礼佛。每次朗慧都想去听，只是他认为，身体力行修补坏桥远比为忏悔罪过礼拜十方佛更重要。他总是亲自搬运沉重的石块，只对信徒们淡淡说道：“身为仆役，心为君王。”
朗慧每日只吃一餐，身体瘦削干瘪，眼睛却炯炯有神。他虽然比张保皋小十多岁，但全身气韵神圣，凛然不可侵犯。
正是在那期间，郑年来法华院见到张保皋，那时他们已经分别三四年了。当时张保皋正热衷于经商。
虽然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张保皋已成为拥有庞大的新罗船队的大商人，而郑年仍身在军营。
张保皋力劝郑年一同经商，但郑年总认为经商是贱民所行之事，自己更适合从武，并没有听从张保皋的劝告。
轰隆隆。又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雷声大作。
张保皋从怀里掏出一件小东西，借着闪电的光，他呆呆地看着。
那是一尊小佛像。
一尊坐姿的禅定印的新罗佛像。这是朗慧和尚送给他的礼物，一个极其特殊的佛像，因为它的佛头与佛身是分开着的。
当年与郑年分别时，张保皋便将佛头送给郑年，并说：“好好收着吧。”
“这是什么？大哥。”
“佛像的头。”
张保皋指着佛像的脑袋说。
“但是，大哥。我若拿走了佛头，那佛像便成了两块，不就成了一个不完整的残佛了吗？”
“是啊，不一样吗？弟弟如果离开我到军队，我的身体也是不完整的，是残缺不全的。你不在，我便像这没有头的佛像，无论何时都会等你回来。日后，你一定要回到我身边来，我们一同齐心合力开创大业。”
郑年明白张保皋送佛头给他的意义了。
符节是古代用作证明使臣身份的信物，时是分离的父子、兄弟、或夫妇之间的证物。等到将来他们能够重逢之时，便以符节确认彼此的身份，常见的是以石头、檀香木片等材料做成的。
“我懂了，大哥。”郑年慢慢地将佛头藏到怀里，郑重地保证：“我会珍藏这信物一直到我们重逢的时候。”
张保皋在倾盆而下的暴雨中默默地凝视着那尊佛像。佛首以信物送给郑年了，他手中的是一个没有头的佛身，一尊残缺不全的佛像。
看着这个珍藏的佛像，张保皋耳边突然响起了送佛像给他的人——朗慧的声音，朗慧所说的那句话便也是他在赤山法华院期间对信徒们惟一一次讲经：“躯体丢掉也罢，而头却一定要保存好。”
张保皋觉得朗慧说的便是‘心即是佛’之意，是他说的“身为仆役，心如君王”的另一种表达。张保皋记住了朗慧的弦外之音，但仍毫不犹豫地将佛头送给了郑年作信物。
轰隆隆，咣——
响彻天空的雷声，几乎震得天摇地动。张保皋一动不动地看着手里的无头佛像，喃喃自语：“你在哪儿？在做什么？”
刹那间，当年郑年一面珍藏佛头一面向他发誓的声音在他耳边真切地传来。
“……我懂了，大哥。我会珍藏这信物一直到我们重逢的时候。”
弟弟郑年不是说“一直到我们重逢的时候”吗？那不就是郑年在发誓一定要回到我身边来吗？
会回来的，义弟郑年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
正当张保皋沉浸在往事里，有人却从帐篷里边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原来是于吕系。他看到张保皋独自伫立在暴风雨中，赶忙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说：“大使大人，为何还在这里？小心着凉，快进去吧。”
张保皋听了后哈哈大笑，说道：“我觉得有人要来找我，正在外边等他。”
“是谁会在这暴风雨的夜晚来找您呢？”
“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天崩地裂，他都一定会找到我身边来的。”
“那会是谁呢？”
张保皋又哈哈大笑，说道：“不久定会见到那人的。”
正如张保皋所言，两年之后，郑年果然来找张保皋了。有关当时的情形唐朝诗人杜牧在他的《樊川文集》中描述道：
……保皋既贵于其国，年饥寒客涟水，一日谓戍主冯元规曰：“我欲东归，乞食于张保皋。”元规曰：“若与保皋所负何如？奈何取死其手？”
年曰：“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邪！”年遂去。至，谒保皋，饮之极欢……
如此，张保皋和义弟郑年最终又重逢了。
那么，这位详细地为张保皋和郑年立传的杜牧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便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唐朝诗圣杜甫并称，人称“小杜”的杜牧。
倘若《樊川文集》中没有“张保皋与郑年”列传，张保皋便有可能永远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若不是杜牧为张保皋与郑年在浩瀚的历史中留有了一席之地，否则，后人何从知晓他们的生平事迹。
不仅如此。
宋朝的史学家宋祁在编纂《新唐书》时，引用了“张保皋与郑年”列传之后大加赞扬，称：“不以怨毒相槊，而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唐有子仪、保皋，孰谓夷无人哉！”
倘若杜牧没有记载张保皋的事迹，宋祁便无法在《新唐书》中赞张保皋“孰谓夷无人哉”，而金富轼便也不能在《三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