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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记录，1368年，朱元璋对徐达说：“中原百姓，流离相望。将帅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于民，其子孙不顾百姓死活，老天厌弃他们。”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于民？西征南下，杀人无数，屠城无数，难道是功德？朱元璋无法解释古中国的灭亡，无法解释汉族权力沦陷和权力真空的事实，必须以王朝天命的观念来解释民族的更迭。
1370年，当北征将士俘获元的“嗣君”买的里八喇到京师时，群臣请杀俘献祭，朱元璋不许。群臣以唐太宗为例对朱元璋进行过劝说，但朱元璋的逻辑是：“太宗那是对付王世充。要对付隋的子孙，恐怕也不会这样。”
从现代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不杀俘当然是对的。而在唐太宗的时候，在大街上杀俘献祭，起到了鼓舞民气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的逻辑并非不杀人，看他杀功臣和自己的百姓时的残暴，就能推理。朱元璋的逻辑是杀谁不杀谁，他的理论是：买的里八喇那是前皇朝的后裔，杀不得。
难怪许多末代皇帝都活得津津有味，而功臣和知识分子都如同生活在地狱中一般。皇权的继承逻辑和思想根源在此！
当时的捷报中可能充满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词汇，而朱元璋先生却对宰相说：“元朝统治中国百年，我和你们的父母都赖其生养，为何如此菲薄，要改掉。”
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古代统治者们自私的逻辑，如果不认元贼作父，谁来承认他朱元璋的绝对独裁和权威呢？！
明帝国的半野蛮化体现在其对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上，它基本上接受了元的行省政制。我们知道，像西方的现代民主，除了建构在自由、人权和票选上，地方自治也是其分权制衡的一种方式。在唐宋时代，虽然也是承袭秦制，但皇权并没有膨胀到像明帝国这样。
帝国的政治是野蛮和血腥的，胡惟庸和蓝玉两个“阴谋反朱集团”的被打倒与株连九族等做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统治的实质。蓝玉，可以说是民族的功臣和英雄。敌国灭，功臣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帝国的集权体制与百姓的懦弱奴性，无法挽救功臣的性命。连敌国酋长的命都可保住，而功臣和英雄的命却不保，为何？权力的排他性使然。
当帝国一再书写这种忘恩负义和“苏丹式的司法残暴”（孟德斯鸠语），你有什么理由指望被虐待的人们和他们的后裔不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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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自卑与巩固权力（2）
帝国的才子解缙是在雪天被特务头子灌醉后活埋在雪中的。这样的帝国，难道不是半野蛮化的吗？！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政权，也为汉族百姓免受游牧民族的压迫和奴役提供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当明帝国在1644年先被“流寇”困扰得半死，然后遭到清帝国铁骑的征服，人们就会尝到什么是更底层的奴隶的滋味了。
在朱明王朝的统治下，人们的血性继续败坏，中原和江南将因为帝国君王的昏暴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将因为它的精英和百姓的性格的堕落而戴上几百年的枷锁和桎梏。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缓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的。它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援助人，后来却用无数胳膊来压迫人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清朝的暴政，与老孟说的何其相似。当它入关时，当明朝臣民还梦想他们向“流寇”复仇的时候，那无数压迫的胳膊早已藏在铁蹄后面。当铁壁合围的大幕拉开，当剃头易服的大幕拉开，当文字狱的大幕拉开，古中国的后裔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牢笼，而牢笼的大门在1644年已经砰然关上。
明朝沦陷后，有星光的长夜变成了没有星光的长夜，人们再次向地狱深处坠落，继续向下，向下……
走向东方奥斯威辛……明帝国的最后报应
明朝末年，内外更加交困。帝国从它创立之初，就不停地陷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每隔几年，边患即会重来，无论是鞑靼还是瓦剌，都在与明帝国摩擦。无论是因为边市的关闭，还是因为饥寒而为生存苦斗，最终的结果都是游牧民族的铁骑不断践踏明帝国的北方，有时甚至直逼京师附近。
明朝末年，税负更加繁重苛酷，政治更加黑暗混乱，而天灾正在迅速逼近——地震、干旱、蝗虫、瘟疫。最后，暴政和饥饿把帝国苦难的百姓逼上了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道路。明帝国的灾民为造反准备了大量的干柴，帝国政治的专制与昏聩成了助燃的汽油，而饥荒与瘟疫成了点燃火山的火种。
明帝国仿佛一个被蛀虫掏空了的庞大骨架，“流寇”们捅倒了它最后的支点，而等着收尸的竟是关外铁骑——一个为了蒙蔽中原和江南百姓修改自己国名为“清”的“后金”。
我觉得，一切的历史可能都会追随着报应。明帝国持续两百余年的好运已经到头，在他们当政的岁月，构建的每一桩冤狱，喝下的每一滴民血，都驱动着报应的轮盘朝着不利于帝国的方向前进。
没有明帝国的苛酷，那些流落东北的汉人能心生背叛之意，投向后金？
但是，即使苛酷如斯，明帝国仍是中原和江南百姓抵挡外族的一道脆弱屏障。
在明帝国沦亡后，登场的清帝国，成为了压榨百姓的利器，成了摧残天下民气的绞肉机。
清帝国的宁古塔、尚阳堡，流放着成千上万的中原和江南志士。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清帝国构建起一座座庞大的集中营——东方的奥斯威辛（凌沧洲先生首创的学术命名）。这些被剥夺了自由、财产和尊严的仁人志士——其实许多也是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此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在半路上就会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发往披甲人为奴”者，妇女多数会被奸污，而男人几乎没有不被杀掉的。
诗人丁介写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
一个古老文明中的勇气、骨气在“集中营”里被摧残，百姓们生活在黑暗和恐惧之下，清帝国就像一个奴隶大杂院和大集市！
这是明帝国的报应。帝国君王的昏暴、愚昧而短视，帝国士大夫阶层的懦弱媚骨，换来了一座巨大的东方集中营——野心与贪欲、罪恶与血腥由权贵与精英们造成，代价却要由全体百姓来背负。
当学术老包衣和家奴们在胡吹乱侃，把苦涩吹成甜蜜时，请留心看看，留心听听，你会发现——在清帝国，不仅是东北，帝国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座巨大的东方的奥斯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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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表演：极权与谎言的谱系
1645年，就在清帝国纠集各部，连同汉奸吴三桂的部队，攻陷北京城后的第二年，明帝国的余部并没有放下武器屈膝投降。而明帝国的敌人李闯王的部队也在一边抵抗一边后退，正月，李闯王在潼关再战清联军，败退西安，再退商州。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出塞进击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现在登场的戏剧是入关。“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的梦想早已给铁蹄践踏，中原和江南已经群龙无首，中原大地现今只有血腥的搏击，这个曾经在12世纪以前辉煌的文明将会重新回到黑暗中。
1645年农历3月，清帝国的攻心战端出一道祭奠大菜。在沦陷了的北京，清帝国年幼的首领福临在众多谄媚者的簇拥下，进入历代帝王庙，而祭奠的居然是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
太祖，以及辅佐他们的主要大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见《清史稿》）
能把这一堆人撮合到一起倒真是一大本事。但不知这一群人在黄泉路上会打架否？
这个奇怪的祭奠名单肯定是经过清帝国高层精心研究定夺的。表面上看来，是消融了界限，颇有几代统治者、不同利益头目抱成一团的感觉。但是，名单中把宋太祖赶了出去，把唐高祖赶了出去，何故？！
凌沧洲先生大胆为这份祭奠名单做个解读：宋是金国的世仇，蔡州之战，宋军灭了前金，是后金的战略和精神敌人，决不能入选。而唐太宗时代，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清帝国的元首对唐太宗贬损有加，曾在一次与汉奸大臣的对话中谈到唐太宗不如明太祖，因为明太祖的制度，在后金元首看来是可传之万代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佐证凌沧洲先生的论断，专制的明帝国确然已经半野蛮化。
清帝国元首皇太极先生屡次推崇金世宗，认为他是明君。1636年11月13日，皇太极先生下诏：“金世宗即位后，担心子孙效仿汉人，便告诫他们不要忘记了祖先的法度，要练习骑马射箭，可惜他的后人们没有记住他的告诫，终于亡国。……我担心后世的子孙忘记这一点，仿效汉人而忘记了骑马射箭的武艺，这一点足以让人忧虑，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把蒙古的统治者列在祭奠名单上，有现实的战略考虑，既然公主们都可以一个个地嫁给蒙古王公来巩固政治分赃的联盟，这些嗜血者们当然得高高供奉祭奠。
在这次奇怪而丑陋的祭奠表演中，朱元璋扮演了一个道具的角色。只要想一想，屠刀已经霍霍地磨向了朱元璋的子孙，姓朱的王族后裔在其后的征服中大部分被诛杀，甚至在1673年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朱元璋子孙因为抗拒剃发令而被玄烨先生发配给八旗为奴，从这里就知道这祭奠实在是猫哭耗子，收买人心，是典型的自卑者玩弄权术的套路之一，我想朱元璋先生若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他的后裔子孙哭泣的。
更要哭泣的是徐达和刘伯温。徐达，这个多年出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