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你还应该加上一句：“即使他所想到的似乎很不重要，或者莫名其妙。”
“好，我添上这句吧。然后他就讲述起来，我便听着，再往下呢？
我从他对我讲的话中推导出他一直压抑着的那种印象、经历和愿望，因为他是在其自我还很虚弱的时候遇到这些印象、经历和愿望的，并且害怕它们，而不是正视它们。
当他从我的话中了解这一情况时，他便又使自己返回原来的情境，然后在我的帮助下逐渐认清真相。
他的自我所受的局限逐渐消除，最后他便治愈了。这样对吗？“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又一次看到人们能够有机会指责我把一个不是医生的人变成了分析者。你已经完全令人满意地掌握了这种疗法。
“我只不过是把从你那儿听到的重复了一遍罢了——就好像这是我牢牢记住的东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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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想象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我也根本闹不懂这样一项工作为什么竟要每天进行一小时并持续那么多月。
说到底，平常的人一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而且童年时期所压抑的内容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如果要真正从事分析，你还得学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
譬如说：你根本不会发现从患者对你讲的话中推导出他已遗忘的经历和他所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对你说的一些话起初你听了也和他本人一样不知所云。你不得不打定主意用一种相当特殊的方法去看待他遵循规则传送给你的那些材料——仿佛那是矿石，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工序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的含量。
你还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从好几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极少你所寻找的宝贵材料。这可以算是我们解释分析治疗持续较久这一特征的第一个原因。
“可是怎样对这些原材料进行提炼呢？”
你可以假设患者的述说和联想只不过是你所寻找的材料的变形物——也可以说是一些暗示，你必须猜出其隐藏着的含义。
总而言之，这种材料，无论其实际内容是记忆、联想还是梦，都必须首先得到解析。由于你具有专门的知识，你在听的过程中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种种预料，从这点来看，你当然会对这些材料进行解析的。
“‘解析！‘多么令人讨厌的词！
听起来就叫人不喜欢；它使我完全丧失了确凿性。
要是一切都取决于我的解析，谁能保证我的解析正确无误呢？
这样看来，终究还是一切都听凭我随心所欲。“
且慢！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你为什么偏偏要把你自己的精神活动从你在别人的精神活动中发现的法则中排除出去呢？
当你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并且掌握了某些能自由支配的知识时，你的解析就会脱离你的个人特性而击中要害。我并不是说分析者的个性在他的这一部分任务中是无关紧要的。一种善于听出无意识的和被压抑的内容的敏锐力——这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具备的——显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而且这里我们首先还得要求分析者恪守职责，通过对自己的深入分析而使自己能够不怀任何偏见地接受分析的材料。诚然，还有一个现象也不能忽视，亦即相当于天文观察中的“人差”的那种现象。这个人因素在精神分析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一个不正常的人完全可能成为一名严谨的物理学家；但是作为一位分析者，他就会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无法看清未经扭曲的精神生活图景。既然谁都不可能向别人论证自己的不正常，因此要在深度心理学的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是格外困难的。
事实上，有些心理学家还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每一个傻瓜都拥有同等的权利，把他的愚蠢当作智慧表现出来。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更为乐观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即使在心理学领域也是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去克服。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析技术中也有许多像其他任何研究材料一样可以学会的东西，例如那种通过象征间接表现的独特方法，等等。
“行了，我再也没有从事分析治疗的任何欲望了，连做梦都不想干这种事。谁能说得准我还会遇到别的什么意料不到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念头是完全正确的。
你已看到，做这项工作还需要多少训练和实践啊。
等你作出了正确的解析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你的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向患者传达你的解析内容，否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怎样才能总是看准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它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趋于完善。如果你一作出解析立刻就往患者的脑袋里塞——也许是为了缩短分析过程——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会促使患者表现出抵抗、拒绝和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掌握被压抑的材料。
正确的做法是：等到患者已经非常接近被压抑的材料，只需要在你所提供的解析引导下再跨出几步就能大功告成时，才让你的解析发挥作用。
“我想我是永远学不会这项工作的。不过，假如我在解析过程中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
然后你就注定了会发现一些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例如，你受了患者的蒙骗；你根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配合和依从；他会尽其能事地在你们的合作道路上随时设置种种困难——总之，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真的，这可是你到现在为止对我说的最荒唐的事。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话。
患者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如此伤心地诉说他的痛苦，为了治疗而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可你竟说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不用说，你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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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一下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真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协调，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协调。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神经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当不是退尔！‘“ ①
压抑内容的衍生物闯入了自我，并在那儿安顿下来。
自我对这些衍生物正如曾经对实际压抑的内容一样无法驾驭，而且一般说来对它们一无所知。
这些患者确实具有奇特的性质，他们造成了我们还不惯应付的困难。我们的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为那些具有协调、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而这种自我是可以按好与坏来分类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职能，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影响完全征服。因此从法律上就可以分为：负责与不负责。
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①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要是在他们表面好转之后立刻送回军队，他们便会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对这种人是无计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情况也是如此。
他们诉说自己的病痛，但又竭尽全力发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试图把疾病从他们身上夺走，他们就会像传说中的母狮子保护小狮子一样全力保护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为这种矛盾而指责他们却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难道最好的办法不是根本不给这种难对付的人作任何治疗，随他们去吗？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有什么价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对于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情况与其反抗倒不如认可，这无疑是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态度。
我们所治疗的患者并非全都值得费这样的周折予以分析，这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宝贵的人物。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使尽可能少的人带着这样的有缺陷的精神装备进入文明生活。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积累大量经验，学会许多知识。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给人以教益，都可能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是远远超过个别患者的个人价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种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冲动，这也必须有其原因和动机，而且必然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的正当。
不过，要搞清人们为什么竟会希望患病，或者他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这可不是那么难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战争神经症患者，他们正是因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职业上或与别人竞争时的无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当牺牲家里其他成员并逼迫他们对自己表示爱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可以用“患病的利益”这个说法来予以归纳。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对这一切互相关联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