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一部有中国族特色的，属于中国文化价值范畴的电影’。《夜宴》为了东南亚市场和北美市场，把所有演员的妆容全都日本化，连皇帝的盔甲都搞的象日本大名的竹片胴甲一样，当然我们理智上可以说日本的大和文化是从汉唐文化分支出去的，所以相似。但是作为大部分的中国观众，从族感情和历史感情来说，实在很难接受周讯和张子仪的日本艺妓妆以及中国古代的宫廷剧居然完全和日本能剧一模一样；同样的。剧情上模仿《哈姆雷特》的结果是使的这个故事幼稚而支离破碎，《哈姆雷特》的故事是典型的欧洲小国的宫廷悲剧模式，只有那种国情和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发生的故事，为了迁就外国观众硬生生的搬过来，种种违反基本逻辑的剧情无论是中外观众都很难接受——一个权倾天下的皇帝居然会为爱情饮鸩自杀；权臣造反的方法居然是儿子亲自飞身上去拿把小刀捅人，而不调度一兵一弈，这是典型的欧洲小国的逻辑，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不合理的。编这种剧情的结果是依然两头不靠岸，国外的观众觉得滑稽，中国观众无法认同。就电影本体的水平来说，《夜宴》，不如《手机》更不如《大腕》，当然它也有很多优点，但是在编剧上却是失败的。”孙老爷子和大家听了易青这番长篇大论，微微点了点头。一个年轻一点的评论家笑着对孙老爷子道：“高足如此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识，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也是未可知之数啊。”这话一说出来，几个客人连忙随身附和。孙老爷子微微一笑，他心里知道易青这些看法并能令这些老前辈动容，过是中规中矩而已，外界的一些专业刊物评论对这几部电影的编剧的批评也大致如此，只过易青归纳的全面一些，加了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已。至于这些赞美，未必就是言不由衷，但是却充满了敷衍之意，场面话而已。孙老爷子肃然对易素道：“你这过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算自己的见识，你要能说出一个可行的改革中国电影编剧行业现状的方案，才能算你自己的东西。”，易青慨然道：“我认为，中国的编剧问题，说穿了是中国文化地历史问题。”一言甫出。大家都觉得意外，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当易青道：“中国有个很独特的文化传统，所谓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要摆在百业第一阶层。读书人一辈子从事的工作就是读书。读好了就是做官，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读书人一向以特殊阶层自命，仿佛高高在上，不屑与工商业为伍，搞文学的人尤其如是。文人、写小说地、写剧本的这些人，个个拿自己的作品当宝。比如台湾电视剧的大亨琼瑶，她写的台词之肉麻之不可信之脱离现实感情生活，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可是最奇怪的是。她每拍一片必亲临现场，不是去监督艺术质量。而是去监督演员。她要求演员决能改她的台词，一个字都能改，要完全按照小说里的话说。本来演员都习惯用自己的语言把台词顺一遍以求表演地真实，结果琼瑶对他们要求到了连语气词和可有可无的形容词都一字可更改，更加使得她地电视剧从故事到台词虚假到了极点。象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是程度不一，本质相同。中国文人不让别人动自己的东西。也不屑于做别人的陪衬，所以中国电影除了导演以外，只有一个两个人参与编剧，如果是小说改编，导演和作者往往还要吵架。可是电影是适应大众的艺术，动辄是百万千万观众要看的东西，一个两个人的智慧何等渺小偏狭，怎么可能满足大众地审美。而电影本身更是文学、美术、音乐、乃至舞蹈、雕塑、诗歌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体，一个编剧再了不起怎么可能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所以。”易青总结道：“中国编剧业的矛盾，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中文人阶层惟我独尊，不知团结协作。惯于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的文化传统和电影艺术的高要求多样性的矛盾。”这下客人们开了锅了，几个老传统的影评人都有点脸上挂不住，要不是碍于孙老爷子，几乎就要发言责问。孙老爷子心里冷笑，进一步问道：“既知痼疾，可有药方？”“有！”易青胆气越来越壮，他意兴风发的道：“将来我若有能力，就要实行编剧行为团体化和商业化。举个例子说，好莱坞的编剧们似乎就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地这些臭毛病，他们不会认为别人改动自己的东西是对自己多么的不敬。恰恰相反，当他们领最佳编剧奖地时候虽然只上去一两个，但是实际上一部成功的电影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编剧。好莱坞商业电影为什么那么精彩，令人目不暇接，每一环节都让人觉得感官上很舒适？因为那些编剧们有的擅长写台词、有的擅长写笑料、有的擅长感情戏、有的擅长动作戏、有的擅长结尾有的擅长开头……一部电影是他们群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编出来的东西怎么能不时时处处精彩？这似乎是对一盘散沙彼此相轻的中国文人的一种讽刺，但是却也是我们学习的模范。”………我的想法就是，比好莱坞更进一步，把编剧业作为一种规范化的企业行为。成立一个影业公司专门的编剧组，平时就雇佣几十个编剧每天坐班，工资水平可以比照一般白领。每一部电影，想出基本创意和故事框架的人就是编剧，其他参与者通通不署名。就象企业里做一个文案一样，把这个大创意发到编剧组里去，让所有编剧来参与，自己擅长写哪部分就完成某部分，最后由导演和主编汇总，直接整理出分镜头剧本。”个白发老人忍不住道：“这样成本似乎太高。”易青道：“不会高。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他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孙老爷子，似乎觉得这话比较得罪人，但是他还是接着说道：“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可以推动中国电影人队伍的年轻化！如果这几十个编剧，请的全是资深编剧，就是那些自以为自己很伟大的文人们，当然很贵；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请几个大作家来坐镇，下面的小编剧全部用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那么按月结工资，加奖金一个人一个月不过三四千元，很多公司都能负担的起。比如现在请一个大文人做编剧，要十万，他一个人赚，还不让别人改他的东西，大包大揽的做了，未必观众就买帐，现在把这十万块拿五万出来给那个出创意的主编，然后剩下五万请十个编剧回来跟主编合作，一人发五千工资——这样既扩大了电影人的队伍、增加了就业机会、普及了电影文化，又能够做出精彩的好剧本，最重要的是，清新时尚的年轻电影人大量的进入中国电影的舞台，砸掉了很多自以为是的老古董的饭碗，使得习惯论资排辈的电影圈的话语权从一小部分文化垄断者的手里转移到基层的职业者手中，一定会使停滞不前暮气沉沉的中国电影加快步伐，朝气蓬勃！”
第三卷 第六章 后生可畏（上）
一席话说完，孙老爷子放声大笑。这些客人看看孙老爷子，他们大多是看着老爷子脸色吃饭的，拍马屁还来不及，哪个敢多话。其实他们大部分就是易景口中的所谓“文人”，以为今天来真是指点一个后辈，没想到听到这样一番话，“砸掉老古董饭碗”云云，真是令他们面如土色。刚才那个老是抢众人之先赞美易青的老头喃喃的道：“老了，老啦！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不过也有几个城府极深的老社会，特别是中国的资深文人往往都有政府背景，所谓说“政府喉舌、御用文人”指的就是这类人——这些人满脸堆笑，心里却十分的以易青的话为不屑。道理很简单，虽然易青的构想比好莱坞更近了一步，更完善一些，但说到底，依然是美国人那套团结协作为主导精神的一种操作模式。这种方法以前怎么可能没有人想过，只是在中国无法实施而已。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是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落后势力从来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一定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的阻碍新生事物的发展。中国的很多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力量太过庞大了，编剧业也是如此，文学界、电影圈更是如此，霸着位置的永远是一票老面孔。国家大把花钱培养出地青年人才。中文系的全去下海经商了，电影学导演系的都去拍公告了。占着位置的那些，资格越老地人，往往思思想越落后保守、艺术观念越陈旧。可是这些人的身价、稿费却越炒越高——如此恶性循环的现状，又岂是易青这类意气风发空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所能够改变的？想到这些，不少人同情的看着易素，嘴上不说，心里冷笑：要是这小子将来真的开了一家这种公司，恐怕要被全中国的资深文人和下流媒体挫骨扬灰，还奢谈改革？易青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原来所谓专家或者啥啥家，他要是讳莫如深，端着高深莫测的架子。他就是“专家”，可你要是拿点先进的新奇地观点去试探冲击一下他。恐怕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是“装假”。艺术和科学文学不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讲究地是积累，艺术讲究的是顿悟和感受。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以为艺术家越老造诣越深，简直是农业经济社会的思维方式。以易青的天分，他此时的观念和艺术感觉，其实比这些传统电影人已经高明了不知多少。第一个大论点讲完了，易青又开始阐述他的第二个观点。此时地他，几乎已经沉溺于艺术与理想的天地，旁若无人了——“这四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问题，也最发人深省的，并不是编剧问题，而是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这当然没错，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中国所有的经济、艺术、文化产品最终都要走向国际市场。现在地关键是。中国电影以什么文化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是秉持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和所谓的‘国际化’保持一致，是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