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少帅后来自己说过；9、18事变他是判断失误。
“西安事变”成就了少帅是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地位，这一点谁也抹杀不了。但检索史料人们也不难发现；其实少帅恐日，这和他亲身经历的三件大事有关。
我们都知道，奉系军阀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个派系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而日寇从日俄战争以后就一直盘踞东北，享受各种特权，所谓盘根错节、根深叶茂。张作霖即便是不甘心完全给日寇做看家的奴才，但是，客观上也不能奈何日寇半点。
少帅成年以后就一直处在这种环境和生态下，他先天对日寇便有恐惧感，少帅对阎锡山说；“他什么都敢干，天也可以捅出一个窟窿来。”
其实这是吹牛，而非实际情况。至于奉系军阀本身的这种软骨病和袁世凯北洋系生与俱来的恐日症状也大有关系，袁世凯称帝就就极力讨好日本，不惜出卖主权，而袁世凯手下头号大将一直主持北京中央政务的段祺瑞，是另一个亲日派头子，段祺瑞除了在直皖战争中和张作霖失和以外，其它历史时期始终配合较好，他们之间不可能不相互影响，而少帅是张作霖的儿子，一个亲日派的儿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强烈对抗日寇的，尽管不排除可能会有逆反心理，但是，一旦落实到实际情况中，少帅的恐日症则时有发作。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以后，就是取得日寇的全力支持才得以东山再起的，这一点可以看一下吴俊升，当时不但没有接受胜利者曹吴的意见取代张作霖，反而直接面见张作霖把曹吴的阴谋合盘端出的态度就能体会一二。而后奉军再度入关挑战曹吴，奉天日寇的总领事船津就要求日寇中央政府给予张作霖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出面策划张段合流。
第一个大事也就是让少帅认清日寇的实力的就是郭松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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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为人正直肯干，是奉军中难得的翘楚，少帅倚之为万里长城，有“我即茂宸，茂宸即我”之言，周大文回忆说，少帅每次去饭店吃饭，如果郭松龄不一起去，他就不去，为了迎合郭松龄爱跳舞的习惯，少帅周末经常举行舞会，外人误以为少帅本人跳舞成性。郭松龄死后多年，少帅和溥杰一起用餐，看到一盘烧茄子时，少帅对溥杰说：“郭生前最爱吃这个菜。”从这些点滴小事上可以看出张郭二人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而郭松龄所统辖的部队在奉军两次入关都立下汗马功劳，郭松龄是奉军中唯一可以对外界抗衡的上将之选。所以，一旦郭松龄反奉，奉系军阀中的老派头子之一的汤玉麟、阚朝玺等人立刻向郭松龄伸出橄榄枝，就连吴俊升本人也是观望了一段，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的态度决然不同，这也说明奉系军阀内部已经没人可以抵抗郭部七万精锐。而且，以张作霖等人对郭松龄的军事素养的了解，他们也知道如果在奉军中找到一个能够和郭对抗的人选，恐怕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当郭军攻克锦州，张作霖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之际，由于日寇的干涉，郭军从胜利之师几天以后竟然变成了亡命之师。
在张作霖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腾等人签订卖国条款以后，日寇于1925年12月8日对郭松龄提出警告，12月15日第二次警告郭松龄。此后日寇调动军队进入奉天省的达到40000人左右。郭松龄对日寇的蛮横无理不与理睬，并且指出“日军亦不惜击之”。日寇见此乃赤膊上阵，根据史料披露，日寇派出退伍的炮兵给奉军，并且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到得郭松龄前锋抵达新民县时，日军派出八十多架飞机连续轰炸郭松龄本部白旗堡，以致附近三十里都成焦土，日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吴俊升黑龙江骑兵军从后路包抄，而前面则有关东军河川一部在阻拦郭部。郭松龄是12月21日夜晚开始决战的，到24日就全面失败，史书中公认是日寇的出兵干涉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此前日寇一度向郭松龄示好，表示拥戴郭松龄出任东北之主，就是因为郭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才转而继续维持张作霖的统治，日寇的翻云覆雨的态度，竟然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了奉系的生死存亡和郭松龄的去留，可见他们的势力之大，对于这一点，少帅作为直接的经历者，他的感触之深已经不能用笔墨来形容了。
郭松龄之于少帅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老师，更是宰辅，少帅后来说郭如果不急于反奉，他上台以后不论是吉林还是黑龙江都可以任由郭来挑选。少帅遇到急事时经常说“茂辰若在，断不至此。”由是可知，张把郭看得何等重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少帅认为可以辅佐他纵横政坛的名将，居然在三天的时间里毁在了日寇的手中，这对少帅的震撼应该是难以言表的。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新五路条约的签定。这一点张作霖几次有意拖延，日寇十分不满，张作霖之所以拖延，有人认为这是张的爱国所致，其实不然，军阀从来都是最爱自己，最爱自己的实力，国家民族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可以用来利用的幌子罢了，张作霖如果爱国的话，根本就不会仰人鼻息，更不会借日寇之手消灭同胞。张作霖不愿意签定这个条约的关键在于张认为一旦这么做了，日寇必将全面控制东北，对于此点，日方也毫不隐讳，日本顾问曾经说：“这些铁路造好，将使得满洲成为日本的属地。”换句话说，这五条铁路的修建工程等于文字的“事变”。倘若东北成了日寇的属地，张作霖哪里还有他的自由和权威呢？日寇虽说是张的外援，但是，这个外援一旦染指了军阀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军阀也不再甘心沉默，这是一切军阀的基本特点，这和爱国本来就是两码事。还有一点就是张作霖这时候已经准备攀上英美的高枝，和日寇逐渐表示疏远。
可是，日寇并不容许张作霖另找婆家，新任满铁的头子山本条太郎派遣他的义子江藤丰二去面见张作霖，江藤原本是张的密友，二人之间无话不说，这时候江藤已经顾不得老朋友的关系，直截了当的对张作霖说：“如果你不答应，日本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张作霖双手颤抖的签了字，画上了四条铁路。然而，张作霖还是继续和日寇周旋，没有最后决定把这些权益交给日寇，但是，少帅作为这件事的目击者，他看到了日寇的凌逼之甚，要知道，当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到达了它们系统的政治颠峰，张作霖大败曹吴之后狂妄的宣称，几年之内他不打人，但是，也没有人敢打他。他自己粉墨登场宣布自己成为北洋小朝廷的最后一任看门人。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居然敢于直接对奉军叫板，而且强硬的表示如果奉张不满足条件，日军将阻止奉张转回东北，假如不是英美出面干涉，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几十万奉军不是因为自身的实力而是英美的政治压力才得以撤退，这种残酷的现实对少帅的刺激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第三件大事就是张作霖之死。张作霖因为对日寇提出的条件没有满足，日寇决定除掉他。对于张作霖，少帅本人一直是相当崇拜的，他对自己的父亲不仅从血缘的关系讲十分顶礼膜拜，而且从他的政治军事角度看，他也是认为张作霖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少帅在他的口述中不止一次的用十分赞赏的口吻提及乃父的“伟业”，他甚至认为在大略问题上，蒋介s还不如乃父。而为了抬高乃父，张学良还矢口否认乃父当初做过土匪，张学良的口述资料中多次出现类似“我父亲这人比我强”，“我父亲这人有大智。”等一类溢于言表的赞美。然而，这么一个少帅心目中的“大英雄”居然被日寇的几包黄｜色炸药给送上了西天，况且这起事件就是发生在张作霖统治了十几年之久的奉天省境内。在张作霖的老巢中就把张作霖致死，这种布置令所有奉系集团头子都开了眼界。而少帅身为奉军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张作霖的长子，回家奔丧还要化装，即便是这样，车到山海关，日寇的宪兵还堂而皇之的上来盘查，东北到底是何人的天下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疑问了。
随着张作霖之死的真相的逐渐浮出水面，少帅已经了解到日寇当局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虽说日寇内阁没有直接答应关东军的冒险犯难或者说他们没有指使关东军如此行事，但是，事后内阁对关东军的态度也足以说明，日寇中央政府要抛弃张作霖那也是迟早的问题，而手段上也未必就比关东军来得温和。身为人子的少帅明知如此，还要强颜欢笑的面对杀父的凶手，政治上的考虑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奉系军阀系统内部恐日是一个传统，看看历史上以后日寇占领东北，奉系军阀的骨干力量投降日寇甘为汉奸的例子就能知道这一点并非虚妄。
袁金铠，作为张作霖早期的主要心腹，杀害张镕的主谋，一度是“只知有袁秘书长，不知有张大帅”的顶尖人物，日寇一来，立刻投降。
张景惠，张作霖最早的心腹大将，是张作霖系统中比吴俊升还要和张作霖更为亲近的人物，以后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甘心做贼。其他的领军大将诸如于芷山、阚朝玺、张海鹏等无一不是望风而降。文官更是如此。
甚至连我们都知道的以抗日面孔出现的张作相其人实际也是和日寇眉来眼去，并非以往的某些书里面夸赞的如何铁心铁面云云。张作相一直让他的次子张廷枢和日寇以及日寇的代言人张景惠保持接触，1941年，张作相还亲往伪政权的长春面见日寇，通过张景惠的努力，日寇还发还了张作相在锦县的财产。以后张景惠还推荐张作相出任伪华北政权的首脑。只是因为张作相看到日寇从1944年以后江河日下才没有答应。张作相是号称辅帅的老派头子，也是主动让出帅位给少帅的“恩人”，连他在内对日寇的态度都是如此，那么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就在这种恐日、亲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