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下头。心里异常平静。“要杀要打。随便你们。人渣”心里这样想着
“过来”坐在最后面的一个人向我吼到。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一个无赖摸样。“不懂事吗？”所有人都在吼。我站直了身体走过去。
“蹲下”我来到那人身边。他对我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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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4）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象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l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15年。她是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国内政府卫生部门2005年11月30日，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00万至1000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但它的发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00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0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0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发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00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左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00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而**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发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题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超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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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5）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希望跨越这个阶段而直接奔向**是不现实的。无论**这个理想多么美好光明，实现理想的手段和路径都必须是现实可行的，并且要假以时日。**的急功近利，导致了新中国在建设方面的曲折。出生于60年代的第三代，正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作为第四代人，又将在中国复兴的历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中兴的一代，还是垮掉的一代？
还记得我们少年时，那篇《夏令营的较量》吗？1993年，教育研究学者孙云晓针对中日草原探险夏令营中，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截然不同的表现，写出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引发了全国针对独生子女教育的大讨论。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而当看到日本人甩下一句话：“我们的后代比你们强！”的时候，我相信每个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怒了。
现在，当年较量中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完成了学业，步入了社会。那就是我们，出生于70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代人。我们的体质、学识和眼界远胜过父辈，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