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陆式的“水果、面包、巧克力”相比，“两斤大饼，半斤酱牛肉”以及随身携带此物的两名花季女学生虽然有失风雅，但足见醉翁和醉奶奶们之意并不在野餐，而在露天，在山水之间。而且，在野餐的名义之下，山水也有了中式和西式之分。
没有白吃的野餐
鉴于西式野餐多数都在午餐时间，与通常在室内进行的西式午餐相比，两者在内容上其实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如果一个人连早餐和晚餐都以野餐方式进行，他的良民身份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怀疑。
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的野餐，还是要看我们中国人的。正所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中式野餐虽说同样也是出于对“佳境”的追求，但是在解决了“怎么吃”的同时，“吃什么”照样不能有半点的含糊。传统的中式野餐究竟可以劲爆到何种程度？据明代高濂《 遵生八笺 》称，时有一种流行的便携式野餐套装工具，主要部件包括提盒和提炉。提盒是一个迷你型碗橱，内放杯筷酒壶之类，上面分有数格，每格或置六碟，或四碟，盛果肴酒菜，可供六人之需。提炉形式如提盒，分上下两格。上层大盛炭备用，下层放一锅炉，可烹茶暖酒，旁有一锅，可煮粥供客。郊游野餐时，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座整体厨房。如此高端的硬体配置，其承载运行的“软体”之繁复、之精彩，大致可以想象。
野 餐（2）
同样道理，当网球从室外移至室内而变成乒乓球之后，世界上能将此戏玩到出神入化、天下无敌者，也只有我们中国人了。世上的事情但凡只要上了桌，从地面被摆上了台面，对于吾人来说，这事就好办多了。
然而天下也没有白吃的野餐。再次来引证一下冰心奶奶：“我永远也忘不了，早在1936年，我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一位德国朋友在星期天带我们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林里去野餐，那片树林一望无际。那天总有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在草地上铺上布，一群人饮、食、笑、乐，十分热闹。我的德国朋友对我说，每星期天几乎都有10万人在此野餐，但野餐过了，10万人散了，草地上却是干干凈凈，连一块纸片都没有！我从心底佩服德国人的文明习惯！在国内呢，越是名胜之地，游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是肮脏杂乱。解放后是好多了。但昨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事们去香山鹫峰，也算是春游吧。回来就问她，鹫峰游人多不多？干净吗？她摇头说不干净……”
就野餐的阵仗而言，柏林郊外草地上的那“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乃以人多取胜；香山鹫峰一带的“不干不净”， 人也多之外，靠的主要还是东西多。也就是说，与其说什么文明不文明，不如视后者的狼藉乃中式野餐在品类上过于丰富的必然结果。正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大嚼骋怀，足以极口腹之娱，信可乐也。
小菜一碟
民国23年，旧中国社会上的“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至少在发起者蒋介石的口腔里），这年二月二日，蒋介石在杭州对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学生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告诉你们：现在一般中国人十个就有九个不会，比方讲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或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还有，吃饭的时候，一切乱七八糟，不仅桌椅碗筷摆得一点没有条理，而且要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吃过之后，使人家走路都不好走过！试问这是不是文明人类吃饭的样子！
“再讲住房子，有几个人真正懂得住房子的道理，真能常常打扫干净，布置整齐，一般的情形都是满地的垃圾满屋的灰尘，厨房厕所格外的龌龊，四面的阴沟也不知疏通，还有随地吐痰，到处肮脏污秽，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是杂乱无章，乱丢乱摆！总之，一般中国人住房子，每每龌龊凌乱到不成一个‘人’所住的地方！”
整整60年之后，我个人对于以上讲话有以下两点感想：
其一，“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或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基本上就是一幅标准的野餐图景。所谓“乘鹿车，携酒壶，使人荷锸而随之，‘死便埋我’”！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俯察”之类，玄学不玄学、另类不另类的先不讲，就现场的一般吃喝情形而言，你以为还可以另类到哪里去呢？
其二，满地垃圾满屋灰尘，杂乱无章乱丢乱摆，尤其是“格外龌龊”的厨房厕所——正是出于对这种室内环境的厌恶，于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将一日三顿改行野餐方式，看开些，亦属忍无可忍，出于愤怒之义举。
总而言之，不管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么吃怎么喝，野餐总是赏心乐事一桩。最起码，Picnic一词在英语或法语（piquenique ）中除了“野餐”之外，尚有“轻松愉快之事”或者“小Case”、“小菜一碟”的含意。当然，也许正是出于西人对野餐的这种“小菜一碟”的心态，“水果、面包、巧克力”，野餐的内容才被搞到贫乏乃尔。
永远的“城中村”
按照Webster辞典对Picnic的解释，可以自称或被称为“野餐”的户外饮食活动，必须符合以下几项条件：
一、它是一项娱乐（ entertainment ）或者是一场Party；
二、必须自带食物；
三、必须在户外（ 露天 ）进行（ out door，in the open air ）。
其实在各种汉语辞典里，对“野餐”的注释则简明扼要得多——“带着食物到郊外食用”。名虽如此，然而在各个汉语城市里，“野餐”在行为上如今却都多多少少地打了折扣，最主要的修正，集中在第二项“自带食物”。也就是说，娱乐还是娱乐，户外仍是户外，只是“自带食物”变成了“自购食物”，特别是在那些绝对不欢迎“自带食物”的场所里的“自购食物”。
尽管此举相当于把“自杀”变成了“他杀”，野餐依然不失是一桩赏心乐事。在假日里，在天气比较正常或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情况下，凡设在郊外、室外或半郊区、半室外的酒楼食肆，总是比市区或室内的更为抢手。我一直相信，广州人对“大排档”的迷恋，与其说是因为价格因素，不如说实质上乃出于对野餐以及“野趣”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大排档的爱好者心中（或者胃里），都有一座永远都不可能被拆除的“城中村”。
除了不能“自带食物”之外，中式的“城市野餐”不仅保持了内容丰富的光荣传统，而且还开发出形式和内容的互相促进。白云山，广州“城市野餐”之首选名山，山上山下，酒旗招展，遍地英雄下夕烟，喝酒吃肉真忙。尽管所谓“山泉水”的来源今已十分可疑，不过我还是觉得白云山上的那碗茶，就是TMD好喝；白云山水浸出来的豆腐、猪手，实在是TMD好吃——当然，这都是在山上“野餐”时的想法，下山的路上，我通常都会得出这样一个比较理智的结论：好吃，好喝，多半是因为TNND刚才爬山爬出来的饥渴。
野 餐（3）
对于野餐的偏执，本质上是对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野性的呼唤”所作出的口头回应，正如在白云山、二沙岛时有发生的“停车Zuo爱”，亦不失为对“野合”的安全模拟，以一片赤子之心。尤其是对于那些花了大把金钱心思把家里的厨房、餐厅装修得美不胜收，自己却坚持能不回家吃饭就不回家吃饭的“视归如死”的男人来说，不管有没有in the open air，只要是out door，一切不在自己家里进行的吃喝活动，其实都是他们内心深处永远的“野餐”。
古墓丽影（1）
苏小小何许人也？唐代以来，文人骚客聚讼不休，于“意淫”这项主业之外，尤有一门关于苏小小的“小学”开发出来。“小学”的全部，并不是“何许人也”，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课题之上：一、苏小小葬身何处；二、她是晋朝人，还是南齐人？
唐陆广微《 吴地记 》说苏小小是晋妓，墓在嘉兴县治侧。而《 乐府诗集 》古辞《 苏小小歌 》解题引《 乐府广题 》则说：“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钱塘和嘉兴的空间距离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晋朝和南齐的时间距离，不过有关苏小小的记载，信史并不算多。“南齐钱塘说”之所以成为主流并沿袭至今，都是诗人功劳。许是《 苏小小歌 》（ “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开了风气之先，我发现，以苏小小为女主角的历代诗文题咏，几乎都要涉及到苏小小的户籍和住处。此一现象在意淫活动的传世文本中实在并不多见。当然，这种“牧童遥指”式的“倡家地理”，主要以美学取胜，可信倒在其次。与其说“柳色春藏苏小家”，不如说“苏小春藏诗人家”。
这桩公案，最终以“有两个苏小小”告一段落。出面摆平者，为清代大学者朱竹垞。他考证出苏小小实有两个，一个是钱塘的南齐歌女，一个是晋朝的嘉兴“贤倡”，好在都是名妓。不过茅盾先生后来仍有疑虑：“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不知道苏小小是“一人或二人”，比搞不清瞻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要严重得多，吊错了古人的膀子，后果就不只是“伸伸脚”这样的小问题了。事实上，与不远处岳坟的墓主相比，杭州城里先前是不是真的有过“苏小小”，西陵桥下后来又是不是葬着一个同名同姓的女人，皆非信史。不过就不寻常地充斥在苏小小个案里的那些地理名辞来看，与其说“意淫”，不如说“意指”，与其说“狎妓”，又不如说是“狎墓”。古今有关苏小小的全部学问，实在大可以命名为“墓学”。张岱为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