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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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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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了我这档子事儿,周炳国这几天又仔细看了案宗,按照他的推理,有个先前没注意到的问题被他发现了。其实不能算是发现,事实在那儿摆着,一直没有人朝那方面去想。

凶手在最初杀人的过程中侮辱女人尸体,之后开始肢解,一直到那个8岁女童案子,然后就再没出现过侮辱肢解尸体的行为,这其中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嘟囔着说:“这不是说明他变态嘛!”

“不仅仅是变态的问题,”周炳国解释道,“我又重新研究了案宗,结合那个叫什么李舒然的发给你的分析,你还记得他说什么来着,最初的动机?”

“嗯,”我当然记得,“李舒然说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愤怒,他的意思是屠杀让他消除了这种愤怒感。”

“没错,那他为什么要恨女性呢?”

“他的童年有个让他憎恨的女人,又是个性无能,然后迁怒于人。”我脱口而出。

“这只是本质,总有诱因让他爆发出来。”

“都说了他是性无能,怎么能够爱上一个女人呢?”我突然领悟过来,嫌疑人一系列屠杀行为,前后的变化是后来有了强奸行为。“他在自己给自己治疗性无能。”我差点儿没叫出来。

“没错。他之所以开始肢解尸体,是因为他用带回来的那些器官治疗自己的性无能。我想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愤怒,他杀害了第一名女性,杀人后发现了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性冲动,所以导致他接连杀戮下去的动力,一直到那个8岁的小女孩。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幼女性侵犯的特征吗?”

我当然记得,除却少部分寻求刺激的,大部分幼女性侵害者其实都是老人或者性功能障碍者,因为他们在正常的女性面前提不起自信。

周炳国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这事绝对靠谱。“到小女孩那次,他已经自己治疗得快成功了。”周炳国下了结论。

没错,之后的两次凶手恢复了性功能,也恢复了信心,所以就没有肢解侮辱尸体的心理动机。这孙子在拿女人做实验。

这样来分析,李舒然的逻辑在于,一个男人恢复性功能,恢复了信心,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去实现男人的应有身份——丈夫,所以他结婚了,彻底恢复性功能后,也就停止了杀人。

我捋清了当中的脉络,这还真是出人意料,他把那些器官带回去做什么用呢,难道是做人体模型?

“我不知道。”周炳国也想不出究竟细节是什么。

“接下来怎么办?”我问。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得让闫磊去医院的男性病科室去问问,既然他有恢复性能力的欲望,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曾经去医院就过诊。”周炳国说。

可信任或不信任往往都是从点点滴滴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但是真正做起来,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态度。犯罪心理画像是个主观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所有的推测——坦率地说——在最后被证实准确与否之前,谁也不可能保证其命中率有多高。况且J市的狼狈之行,加上“李舒然即是刘定伟”的判断错误,这两个“致命伤”已经不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了,就是换成我,也会对这些建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打折扣。

我给闫磊拨打了电话,并按下免提,电话背景的杂音喧嚣得很。“待会儿打给你,我在外面抓人。”然后他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闫磊刑警的作风,让这次拒绝显得干脆、生硬。我的嘴刚张到一半,望着“嘟嘟”作响的手机,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完招呼,就被撂了电话。这种“热脸孔贴冷屁股”的尴尬,着实让人难堪。

“他们真是忙!”周炳国没话找话地说着。

“是啊是啊!”我赶忙说。当头一盆冷水,反而让我们突然冷静下来,也不像先前那样兴奋了。我说道:“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盯着。”我说话的口气尽量让这个理由显得合理。

他看看我,意思是说,我们在这瞎起劲儿是没有用的,那边的警察压根儿没把我们当回事儿。他微微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来说道:“好吧。”

我把周炳国送下楼,马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临近上班时间,我站在路边让周炳国坐在门卫室里,拦了好一会儿,才有一辆空的士滑到我的面前。我把周炳国送上车,然后付了车钱,看着出租车拐出我的视线。送走周炳国之后,我每过五分钟就会下意识瞅一眼手机,看有没有错过的电话,闫磊一直没打过来。

最近我在出售自己的房子,一套老式公房的两室一厅,原来是要结婚用的。但自从一年前未婚妻林慕去世之后,不仅没结成婚,而且在那屋子里我很难有踏实的睡眠。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花钱住在宾馆也不回家的原因。

我在网监支队时那个同事小金子,他同学看中了我这套房子。小金子的同学被公司委派去日本做三个月的项目,出国之前,一再保证回国之后立马交钱办手续。都是熟人,我自然不能爽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东一枪西一枪地打着“野宿”,在父母和朋友家来回游窜。我单身而且做着警察,这是允许我“野”在外面绝佳的掩护,既不用报告行程,也不会受到指责,任何人询问起来我只要说“在工作”就能打发。

唯一需要考验的倒是我自己,屈指算来,先前的女朋友林慕离开我已经446天了。这其中的感觉,就像脚底下的一个蚊子包,不挠,它痒,挠它更痒。好在我身边并没有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朋友。所有人都保持着缄默,仿佛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任由我的伤口自动结痂剥落,然后再长出新鲜的皮肉。

趁着这段时间空闲,我提前把房屋买卖需要办的手续全都办齐全了,省得要用的时候抓瞎。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做。

等待闫磊的消息是漫长的。我给他发过一条短信,把我们的推理发了过去,措辞谦逊,并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证实。口气一旦好了,闫磊也客气起来,回了“会尽量办案”之类的话。但此后数天,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心去查,也不好过多逼问,只能坐等消息,偶尔上上网,看看那边案子的进展。

意想不到的是,关于案子进展的报道,并不是循序渐进进行的,而是某天突然呈井喷态势,而且还不是案子有了眉目,恰恰相反,是我们在林子里被李舒然耍得团团转的细节被公布到了网上,而且还都是一些官方媒体的报道。除此之外,我们去往J市的目的也有所谈及,于是差不多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当年的那起大悬案再次曝光。

这显然不合常理,当年的凶手如果还留在J市,一定能够得知我们重新调查他的信息,这只会让他藏匿得更深。

我想起来张凡双有个同学在《新报》工作,会不会是她无意中透露了消息?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是J市公安局那边自己出了问题。想想也是,如此详细的报道,没有相关部门肯定,单凭一个地方报刊的主编,是万万做不了主擅自发的。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儿复杂,概括起来,J市的警方起初想尝试利用媒体的力量,来协助侦破此案,但没有作好规划,这一松口,到了基层就被民警认为可以向公众宣布一些细节。事情总是一步步变糟的,由于没有统一口径,加之记者编辑总有这样那样的门道,或公或私套着知情者嘴里的话,于是事态就越演越糟,简直可以用失控来形容这次媒体事故。

闫磊一定处于风口浪尖中,我中间忍不住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自然没什么消息。按他的说法,查过了,但是没什么收获,言外之意我们的判断并不正确。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敷衍,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他们仍然并不希望我们介入。

我等着有更好的消息传来,但都落空了,只是每天百无聊赖地过着。其间却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中午我到单位门口的超市买面包,在冷柜的前面拿着我想要的物品,就是那个声音让我心潮澎湃。

“能不能给我换五个硬币?”

没错,这是个女声,却是和林慕的声音如此相似。我竖着耳朵仔细分辨。

“麻烦了!”她又说道。

我立即从一排货架中快步跑了出来。

这个女孩,身材、身高还有背影我是如此的熟悉,她穿着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梳了个马尾辫,没有染色,头顶有个淡灰色的小发卡,这身打扮,竟然和林慕生前的习惯一模一样。我愣在那里,一度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等我缓过神来,追出门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得无影了。

“喂——”售货员狐疑看着拿着东西未付账却站在店门口的我。

“对不起。”我失望地回到柜台前。

“一定是自己太紧张了,一定是的。”我对自己说,“林慕已经死了,她们只是有点儿像而已。”我安慰着自己。

没想到,就是这个瞬间消失、酷似林慕的女孩,影响了以后事情的进展,只不过当时我一无所知。

这样平淡无奇地又过了许久,当我一切已经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事情却突如其来。我回到本市的半年之后,接到了闫磊的电话。

闫磊在电话里说:“上面希望你们能够来一趟。”

半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李舒然的动机和身份,巴不得能够再次和他对峙一回。所以接到闫磊电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兴奋,心想这回可不能再让那孙子从容地从我手里跑掉了。

可当我听完电话,居然是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不是李舒然,反倒是当年的大悬案凶手再次露出了踪迹。

我和周炳国、张凡双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省城,以求最快的速度抵达J市。时隔半年,当我们再次来到J市,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J市公安局的车直接到了省城机场等着,这次不用再小心翼翼,闫磊亲自来接我们。闫磊我见过几次,不存在认错的可能。他40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今天没有穿警服,黑色的夹克便衣,牛仔裤,依然板寸头,中等个子,国字脸,大致符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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