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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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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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但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就在这个当口,龙舟赛散发管文明凶杀“报道”的人还没有抓到;公安厅副厅长的公子遇害的当口,把我困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简直就是个笑话,闫磊他们一定把精力都放在我这儿了吧?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调虎离山!”我想通了一个问题,难道这么做,不仅是要陷害我,而且在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多希望能够第一时刻和闫磊探讨这个猜想。不,闫磊也不可信,我已经接到过多次暗示了:“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句话就跟当初黄玉芬的“你别无选择一样”,总是像句座右铭一样,左右着我的命运。

我要见周炳国,只能对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意志力的缘故,一清早我被带到审讯室,闫磊不在,居然真的是周炳国,而且他还是独自一人。

我一阵欣喜,把所有的推测都说给他听。他一直没有说话,末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马路,这回真的有点儿麻烦!”

“什么?”我吃惊地看着他,然后看看门外,闫磊怎么会轻易让周炳国单独见我?

“你也不信我说的,”我看着他,有点儿明白过来了,“他们让你进来劝我。”

周炳国点点头,然后压低嗓子说道:“否则的话,我怎么有可能进来见到你!”

“你也怀疑我?整件事非常扯淡知道吗?你认识我那么多年,而且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他们一定清楚内情的,怎么可能怀疑我会杀侯文杰,动机呢?逻辑呢?”我有点儿歇斯底里了,这他妈确实荒唐。

“问题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那在哪儿,对了,假林慕,你们现在去找假林慕,找到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不是笨得跟头猪似的,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你老实跟我说,林慕的死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周炳国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突然一下愣在那里,过了半晌:“什么叫影响有多大,我当时的心理评估不是你来作的?”

“可我还是不能确认,当自己的未婚妻就死在身边,究竟会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

“这他妈算什么!”我终于忍不住了,拍着桌子站起来。

周炳国的眼神冰冷,就是闫磊看我时的那种眼神:“冷静点儿。你还记得我们在饭馆,你说假林慕就在门外盯着你?”

“没错,你在,闫磊也在,你们都在。难道我在说谎?”

“不是你在说谎,”周炳国看着我,“问题是,他们去调来了那天饭馆门口的录像,你所描述的那个位置,360度都有监控,可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林慕。他们不是认为你撒谎,而是认为你出现幻觉,脑子有问题了!”

我被彻底算计了,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这就是真的。我居然是个疯子?!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定义。林慕的死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过。所以从一开始那个戴发卡的小姑娘,只是一个幻觉。从来没有人在便利店买过凉茶,没有人在面馆的门口死死地盯着我们;宾馆的楼下也没有把我引到侯文杰别墅的神秘女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

我臆想着来到了侯文杰的家,然后杀了他,又臆想出一套说辞来对付警察。这就是我杀害侯文杰的动机,因为疯子杀人是不需要动机的。他们全然不顾我浑身伤口的出处,无论有多荒诞,不管我自己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更荒诞的还在后面。周炳国从北京组织来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团,对我作了一次心理评估。我满怀希望,借此能够洗脱身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做了400道在他们看来睿智而我却觉得无聊至极的测试题;看了20多幅画;和一个又一个的专家面对面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我没有疯。可结果居然没有通过!

这是不折不扣的陷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周炳国到底在想什么,现在连他也不信我。他是被收买还是受威胁了?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按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十分荣幸“被精神病”了。

我从来没有进过精神病院。一个两天前还捕获了管文明的战斗英雄,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确切地说,还不仅仅是囚犯,我的周围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冷酷的杀手,就连小蟊贼都不是,而是一帮连屎尿是否拉在裤裆里都分不清楚的老少爷们儿。

我每天要在六点起床,洗脸漱口,拉屎撒尿,然后吃上一份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药。本来人没事儿,吃完了不疯也傻了。由于我是杀人犯,所以很荣幸地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里,独自生活。等待着我的是进一步的司法鉴定和法律审判。

这间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呈长方形,门正对着一张床,床边上各有三个铁环搭扣,门旁就是马桶和洗手池;四面白刷刷的墙,会压抑得你喘不过气来;顶灯深深地嵌在天花板里;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房间里没有任何尖锐锋利的边边角落;床头有扇窗,我住在一楼,正对着操场;窗户不是玻璃的,而是纱窗,但你想要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纱窗前,竖着大拇指粗细的一根根铁栏杆。

门的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朝外开的小口,每天的饭菜和药都是从这个小口送进来的,小口上面是个塑料窗户,护士或医生要看着你把药吞下去,然后对着他们张大嘴确保咽下去了,才算过关。

你要是负隅顽抗,或者被他们看出来你在自作聪明,那就悬了。床边上的搭扣就是专门对付不听话的病人。他们会像裹粽子一样把你裹在床上,灌你药不说,没准儿还会给你打上一针,让你吃喝拉撒在床上一个礼拜都下不来。可即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我还是要作一些抗争。

那些药,正常人真的不能吃。

等护士走后,我确保没有人监视,马上跑到马桶边,用手指头抠那些吞下去的玩意儿,吐出来。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真的有效,但总要求个心理安慰,总比任由他们摆布要好。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被锁在房里,似乎除了躺在床上,就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忍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心理煎熬,睡得着才怪。白天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草,看到太阳,看到操场上的人。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操场上,白花花的一片,就像在地面上撒了一层细盐,阴冷凄凉。

尽管恐怖,可我还是忍不住从床上下来看看,比起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毫无休止的挣扎,夜空中的半轮月亮,至少还有一点儿生气。

单调的景物看久了之后就会有莫名其妙的想象,总觉得穿着病服的精神病人中有人从病床上逃了出来,站在地上,起先是一个,然后一个挨着一个排在操场上,眼神呆滞地看着我。

一会儿这些病人又消失了,我揉了揉眼睛,窗外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刚刚从恐惧和惊讶中缓过来,身后的走廊上又传来了脚步声,“咚——咚——”一步之后要顿一顿,才会走出第二步,仿佛在确认着什么。

我总觉得门后面有人用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回过头去,门上那扇塑料小窗背后的漆黑,深不见底。我只得回到床上,把脑袋埋进被子,这样才会稍稍找回一点儿安全感。夏季的夜晚总是瞬息万变。转眼间,天空亮如白昼,隔着薄薄的被子,似乎就像有一道强烈的光打在身上。紧接着传来隆隆的雷声,一记接着一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滚滚而来。窗子上“咕咚咕咚”像是有人在敲打。

我从被子里露出眼睛,每隔着一记闪电,总能看到窗上清晰的纹路,我被吓了一跳,等待着下一个闪电。当下一次光明再次来临的时候,我确认我看到了一个怪物,它的脸贴在窗上,确切说都不能算是脸,只是一个球体,突出的两坨像烧熔后烙上去的铅块,紧紧地贴在两侧,球面上坑坑洼洼好似布满了令人惊诧的伤疤,就像一条条肥硕的蚯蚓在蠕动。

它居然还在对着我咧着嘴笑。我从床上一股脑儿摔了下来,一直退到了门边的角落,它就一直放肆地盯着我。暴雨倾盆而下,像一颗颗石子重重打在窗台上,我蜷着身子,警惕而又颤抖地盯着窗外,当光明再度重现的时候,那张脸已经从窗户上消失了。我在雨声的掩护下,壮着胆子静悄悄地走了过去,有限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我照常吞下了药水。坐在床边呆滞了20分钟,以往这个时候是我确认护士离开的时候,应该趴在马桶上把药水吐出来。可这次我犹豫了。这种感受说出来挺离奇,我神志清晰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药物来治疗我产生的幻觉。

一切都细致明了地在眼前发生了,可就是因为发生了,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假林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要命的偏头疼;周炳国奇怪的表情;那份由众专家共同认定的鉴定书就把我指向了非正常人类。

昨晚出现的那个诡异的脸孔转眼即逝,再度让我怀疑自己有了幻觉。难道我真的疯了?我坐在床边,环顾四周,四周的白墙上并没有出现奇怪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我倒非常指望能够再次出现令我惊恐的事儿。我在迟疑,药效一点点在我的身上起着作用。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掺和了什么,我感到大脑晕晕沉沉,就像服下了安眠药似的,嗜睡如命。

不知道何时我躺了下去,天花板在打转,我犹如喝了酒般感觉晕眩,眼皮不停地往下耷拉,一闭眼,林慕的影子又出现了。这次她是真实的,就在我几米远的地方,她说,好吧,我们进去吧。

在发现林慕眼镜有问题的半年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她的“色彩恐惧症”。我总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源。这种心理上的疾病,虽说还没有严重到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多少还是有些不便。

我曾经提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似乎她对此反应很大,主要的表现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有病。为此,她还特地买了两张电影票,来证明自己只是不喜欢色彩,但绝非病态到拒绝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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