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第44节：遵义 腻腻的Ru房（6）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洋房，其豪华不亚于山间别墅。另外有些洋房后院有两排木屋，外来打工者就居住其中，奢侈的刘义也不例外。
当晚，刘义为我们接风洗尘。桌上都是些名贵的海参荤食，我和杨帆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样子把刘义吓了一跳。他问：“你们在火车上没吃东西？”我和杨帆都只是嘿嘿地笑。刘义又叹了句：“嫂子真漂亮，比我那些婆娘漂亮十倍！”饭后我们又去了收费浴室洗澡。浴后，我换上了刘义的衣裤，“吴双”穿的是另一个四川老乡的衬衣。然后她便被带到隔壁老乡处借宿，我和刘义则在屋中促膝谈心。
首先聊起的自然是赵一平。刘义对儿时的死仇劲敌深感怜悯，只听他以一种凄凉的口吻叹道：“他怎么就死了？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尽量用客观的语调向他解释了，他对“那个女人”大骂了几句“狗日的”，然后突然降低了音调，暧昧兮兮地问我：“你那婆娘身材还可以，床上功夫应该也不错吧？”
这句话我不爱听。
我不愿意将与杨帆唯美的爱情缠绵，与刘义嘴中的性茭相提并论；更不愿意把杨帆身体的隐私，通过大大咧咧的刘义公之于众。于是我淡淡地敷衍过去，但刘义却自顾自地说开了去：“邻镇有个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有艳舞表演。你猜怎么？对！里面天天都在跳脱衣舞，有个女人的东西和足球一样大，你没见过吧？哈哈，不光可以看，花五十块钱还可以摸两下，嘿嘿，有了两百块钱就可以……”
这若搁在年少时的乡下，我肯定会为此面红耳赤、心猿意马。但有了杨帆的我，开始拒绝这种低俗的裸露。
与刘义躺在一起，我再也感受不到儿时在河畔子偷看初中女生游泳时的忐忑不安，没有了幻想女学生上厕所蹲下时的面红耳赤。如今的刘义将“日”、“操”、“搞”等词脱口而出，在他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起初我还打算将杨帆误杀赵一平的事情晓之以理，但恍然之间，我突然对刘义的理解能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这种怀疑令我分外难受起来：我千里奔走的好兄弟，在灵魂上已经与我背道而驰。
第45节：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1）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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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服，又递给我两百块让我们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又买了脸盆、水桶、毛巾、牙刷、香皂。杨帆买了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最后又在镇西的旧书市花二十块钱淘了十多本小说、杂志方归。
吃罢午饭，刘义带我去参观他工作所在的电缆厂，进入车间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人都转过身来对他谄笑。我们又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没想到那位本地科长与刘义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在他们半四川半浙江的方言交谈中，我得知刘义为我捞得了一份工作。但当刘义说工资只有八百块时，我有些失望。刘义却说：“小峰你先别急，八百先干着再说，时间长了只增不减，我现在就有一千一了。”我有些不相信地问：“刘伯伯不是说你一个月至少能找两千吗？”
刘义笑笑，说：“哪里才两千？老子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刘义笑逐颜开，“但工资只有一千一。”我更为好奇了，问：“那你干的是三份工作？”刘义哈哈大笑，只见他伸手在空中抓了抓，向我解释道：“老子靠的还是这双手！”
“一个月能赢几千块？”我仍然感到不解。刘义笑而不答，带我顺着道路往下走了十分钟，来到了一处新的聚居地。刚进入一家茶馆，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就大声叫道：“哟，义哥来啦！”刘义呵呵笑问：“今天都有哪些人？”无须男子道：“今天陈四那一拨在加班，张胖子他们到镇上找女人去了，独眼龙说了要来……”刘义高深莫测地点点头，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叫我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无须男子就摆开了一桌麻将。刘义的牌技果然技高一筹：牌面不用排序，用手辨牌炉火纯青——这都是曾经的我们望尘莫及的。此外，旁观的我不难发现，刘义在若无其事的高谈论阔中进行着高超的作弊。筹码很大，两个小时下来那个独眼龙就输了六百块，脸是绿的；下家的一个输了三百多，脸是白的；对家的那个赢了两百多，脸有些红；而刘义面前堆着一大摞钱，却仍然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最先“洗白”的是独眼龙，这个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要让刘义“倾家荡产”的赌徒，四个小时后就输掉了一千块。但他意犹未尽，总觉得再有一笔钱就能时来运转，就讨好地对刘义说：“义哥，借点本钱？”
刘义不动声色地甩给独眼龙四百块，继续赌。此后的刘义打得就比较稳了，他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让那两个人把独眼龙的钱赢干，以至于独眼龙在输钱之际还对刘义极以巨大的愧疚与感激。等到了牌局结束，独眼龙输得垂头丧气，却仍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义哥，下个月还不清，我就是你孙子！”刘义只是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要得，要得。”然后又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独眼龙，说：“饭还是要吃的，你先用着吧。”独眼龙自然感激涕零。
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赌债给刘义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那到底有几个人欠了你的钱？总共有多少？”刘义清点着钞票哈哈大笑道：“应该有六七万了吧！电缆厂有一半的民工都欠我的钱！狗日的陈四欠得最多，八千七百块！”我咋舌不言，突然感到赌博将这些民工们划分成了三流九等。
在刘义的说服下，晚饭后我又随他去了茶馆。无须男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筹码的赌局，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我输钱的脚步：两块钱一局的斗地主，一晚上我就输了八十多块。这彻底粉碎了我那颗试图效仿刘义走捷径的心——钱，并不是那么好赢的。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刘义的帮助下我还是顺利地进了电缆厂工作。有一拨赤膊上阵的民工对我这个文弱书生不以为然，他们几乎连半句话也不和我说。也有几个知道我是刘义的朋友，他们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似乎要结拜我为兄弟——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欠刘义不少钱。六月的厂房内有股胶皮的臭味，挥汗如雨的时候，我常常怀念在教室里看小说，在网吧里聊QQ，在寝室里打游戏，在校园中漫步、亲嘴的日子。
杨帆整天待在家里，将那十本小说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从入住小屋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这日记描述得比Ru房还隐私，藏匿得比屁股还金贵。有一天我突然很想知道杨帆到底在上面龙飞凤舞了些什么，就趁她炒菜之际翻出来看了。谁知还没看到三行字，杨帆就提着锅铲向我奔来。只见刀光剑影一瞬间，小姑娘就把日记抢了过去，而且还不忘向我连放“三炮”：“流氓！小偷！强盗！”我被她挥舞的锅铲吓得心惊胆战，忙可怜求饶道：“你老人家可不要滥杀无辜。”杨帆看看手中的锅铲也笑了，她说：“小峰是个小坏蛋，你还给不给我留块遮羞布呀？”
经过漫长的“谈判”，杨帆决定将日记分为《女人日记》与《女生日记》。前者可以在征得杨小姐同意后观看，后者则是绝对禁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