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终于反攻了。“我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我们这群士兵，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生还，而他，最终也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袖，但，如同奇迹一般，我却安然无恙。后来，我们第五次出击。这次，我们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３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据希特勒说，到１１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３０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以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３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
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４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３名士兵被迫离开这个帐篷去找他们。这是希特勒一系列九死一生、近乎奇迹的遭遇的开始。“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在给赫普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全都像信神一样信奉恩格尔哈特中校。”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这样，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到此时，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起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希特勒画另一种画——为一军官餐室（系一小屋，设在一征用的别墅内）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地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结果，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
关于房子的颜色，是蓝还是粉红为好，魏德曼拿不定主意。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他搬来一个梯子，还找来一把刷子和一些涂料。他边涂边与魏德曼交谈。“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魏德曼回忆道，“他神态不像军人，说话带一点奥地利口音。最主要的是，他很严肃。很明显，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
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枚一等铁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为此原因，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即使如此，希特勒仍高兴万分，于两天后给波普夫妇写信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不幸的是，获勋章的同志大都牺牲了。”
他让波普将描述此次战斗的报纸保存下来。“我要将它们留作纪念——假如亲爱的上帝饶命的话。”
他被晋升为班长，不再被蔑称为“系靴带的同志”（系巴伐利亚人惯用的浑名）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自在慕尼黑入伍以来，列兵汉斯·孟德就未见过希特勒。
在慕尼黑时，他似乎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呢，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茫”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
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他真是个怪人”有人对孟德说，“自取其乐。在别的方面他倒是不错。”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迪”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原因是，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另外，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由于他是个画家，这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
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例如，有一次，有个士兵打了个兔子，准备休假时带回家，但他带走的却是一块砖——人家把兔子偷换了。希特勒给这个玩笑的受害者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幅漫画，一幅是那士兵在家打开包砖头的包袱，另一幅是他的朋友们在前线吃兔子。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这样他便赢得了全团最大的“老饕”的美称。与此同时，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理由是，他无从报答。魏德曼中尉提出，他将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１０马克给希特勒，这也当场被希特勒谢绝。
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但仗却不够希特勒打。“现在，我们仍在老阵地上，只能袭击法军和英军。”
在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２日给波普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我们盼望能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很明显，是英军送上门来的吉祥之物）跳进希特勒的战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对它（它听不懂德语）慢慢令它习惯与我相处。”
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给波普写了一封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对峙，然而是恶战的情景：……由于雨水不断（没有冬季）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以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个奇形怪状的阵地。
二月，他写信给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战斗经历。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却谈到了政治：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
每当被问其他是哪里人时，希特勒总是回答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赢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同志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他的同志们大都头脑简单，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艺术、建筑等等。由于“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之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一再强调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的胜利，肯定在他脑中引起反响。
到１９１５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我们很快便发现”魏德曼中尉回忆道，“最可靠的通讯员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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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弗里兹·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４年后，因反对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职。在他所著的书中，他说，希特勒对其战争经历的记忆好极了。“在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从未发现他在撒谎或言过其实。”
其他通讯员对他之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时书上读到的印第安人一样爬往前线。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训另一名通讯员说，“比个人的雄心壮志，或为了满足好奇心，更加重要。”
他常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开始在希特勒身上产生影响。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
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说，１８７０年时法军吃老鼠！
９月２５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说，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多年后他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说，“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且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２０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