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的中影文化城开幕式上，梅长龄与王梓钧联合宣布了一个消息，那就是王氏影城与中影文化城结成兄弟片场，两个片场互通有无，以便于片场的发展和电影剧组拍摄便利。
今天，王梓钧又和黄汉卓发表申明，王氏电影公司与第一影业机构结成合作伙伴，承诺双方在影片拍摄和上映时给予对方最惠待遇。
这连续两天的动作，立即就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纷纷揣测王梓钧他们的目的何在。而那些已经放假回家的记者，也被招回来做采访报道。
第二天的《影响》和《壹周刊》杂志上，公开了中影、第一影业、王氏电影三家的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三家公司旗下的院线将提升影片上映的标准，粗制滥造的烂片将无法在三家院线上映、过于血腥暴力的影片，则会放在晚上十点之后上映。
对于这个声明，大多数影迷举双手赞成，因为他们时常遇到那种宣传得不错，一进影院就后悔却不能退票的电影。
在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影片还不多，即便是烂片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而且说实话，那时候的烂片还不如现在多。可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繁荣，港台东南亚的票房不断增加，投资电影的暴利吸引了无数闻到鲜血的商人。这些商人纯粹是看什么题材的电影火就投资什么，于是就出现无数粗制滥造的跟风片，造就一部部的烂片。
与影迷的支持不同，那些小的电影公司却如坠冰窟，三家院线抬高上映门槛，这不是想要他们的命吗？这就是王梓钧的目的所在，这些小公司，要么好好拍电影做大，要么被淘汰。
在申明文章后，两家杂志同时发起投票，投票内容是上一年度的十大华语烂片。
……
台北希尔顿大饭店的一间休息室里。
王梓钧与梅长龄、黄汉卓，以及国际影片、利铭电影、巨星电影等公司的老板坐在一起。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讨论台湾电影发展的问题。
王梓钧与梅长龄、黄汉卓两人讨论了好几天，梅、黄两人都不赞成成立什么电影工作者协会，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制片人协会了。不过他们在发展台湾电影这一点上，却和王梓钧的想法是一样的，谈来谈去，最终决定由梅长龄牵头，召集各大电影公司成立一个基金会。
（事实上，即便没有王梓钧出现，这个基金会也会成立。在1975年，台湾电影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台湾电影的现状，为了台湾电影能健康有序发展，合作成立了一个电影基金会。全称名叫“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
梅长龄道：“我就敞开来说吧。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最终目的，对于党国来说，就是为了扩大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电影人来说，就是为了台湾电影事业的发展壮大；对于各位老板来说，就是更稳定长久的赚钱。”
王梓钧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在座的众人。虽然都是为了把电影做长久，但王梓钧和梅长龄的想法却有些不一样。王梓钧的想法是成立协会，订立行业基本标准，打压粗制滥造片，抬高电影制作的门槛，为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梅长龄就要温和得多，想要创立电影发展基金会，扶持新人，宣传电影文化，鼓励创作。
“梅总你就直接说吧，我举双手赞成。”黄汉卓笑道。
梅长龄拿出一个文件夹，说道：“这是我制作出来的初步方案，你们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或者补充的。”
在座的人轮流翻看着文件，轮到王梓钧时，他大致的看了一眼，上面大概是基金会的章程和构架，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是董事局，设立董事长，以及常务董事若干，董事若干……
王梓钧心中一惊，这老头早有准备啊，上面｛‘文‘｝各方面都｛‘人‘｝考虑到了，这事｛‘书‘｝恐怕他已经｛‘屋‘｝思考很久了。想到梅长龄前几天还在打埋伏，这样的事不说出来，王梓钧就是一阵郁闷。
其实梅长龄也不是真想隐瞒什么，而是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要向上面申请，上面没同意之前，他并不想大肆招摇。那天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现场，和王梓钧谈论电影现状，也不过是在试探王梓钧的想法而已。
就在众人传阅的时候，梅长龄继续道：“基金会的钱，教育部会拨一笔款，并且在行政上给予一些便利，剩下的钱就要靠大家出力了。而且第一届的董事长，上面说必须我来当，这个没法商量。我也五十好几的年纪了，董事长四年换届一次，我在这里保证，我不会连任。”
“我同意，要出多少钱梅总尽管说。”王梓钧直接表态道。
琼瑶看王梓钧一眼，她和王梓钧现在是合伙人，王梓钧既然答应了，她没理由不同意，当即也举手表态。
其他几个互相看了看，都点头同意。
大家谈定之后，便在一起商量细节，足足谈到天黑，才将基本的内容敲定，决定在过完春节后招兵买马，宣布成立基金会。
王梓钧又留下来同梅长龄、黄汉卓两人聊了一阵，才下楼坐车离开。
呆在车上，王梓钧不禁有些迷茫，台湾电影在80年代初就开始走下坡路，85年过后就只能苟延残喘了。自己的到来，真的能让台湾电影生命力延续吗？
在后世，大多数人只把台湾电影没落说成是只重文艺，不重市场，这种说法太片面了。如果拍商业片有钱赚却只去拍没市场的艺术片，难道那些制片公司是傻子不成？其实那时的华语电影中，大多数的商业片都是出自台湾，一年几百部的电影产量，仅次于好莱坞和宝莱坞。
台湾电影的没落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小企业急求近利，充满了投机与泡沫式的制片方式——70年代末：武侠动作片与文艺爱情片的反覆拍摄，题材内容掏尽，逐渐丧失票房号召力。另外，当时刘家昌的电影制作非常简陋，而且周期短，却因为故事讲得好，里面插曲好听，部部卖座。结果引起无数人跟风，电影的拍摄变得简陋化，拍电影的整天考虑的是请哪个歌星来参演，给电影配什么插曲。
在资本主义下的工业化地大量复制生产，台湾电影的创作能力难以提升。
同时，这个时期电视机在台湾已经普及，个人年观影率迅速下降。人们看电影的次数少了，难得出来一回，自然要挑好看的。这个时候新艺城成立，香港电影好片无数，人们当然要选更好看的香港片。
中小公司由于缺乏自己的发行渠道，国片院线又有包底制度，面对港片的冲击，片主丧失信心，宁可冷冻片库，这造成台湾多独立制片公司关门。
另外，当局对于电影的政策也是台湾电影没落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当局从来没把电影当成是一种产业来看，70年代台湾的电影政策以文宣教化为主，将电影视为一般娱乐，放弃了提升产业的最好机会。而民间影业又服膺台湾中小企业的精神，以自我创业为尚，并以短线图利为谋，缺乏远见，无论在生产规模、人才与技术培养尚均用力不足。
反之，香港的国语片在邵氏与电懋的带领下，走向大片厂制度。除了积极设置片厂、建立院线、筹拍高成本电影、成立训练班、发行杂志、建立宣传行销管道、巩固香港市场外，并积极进供台湾、东南亚市场，以更高的获利来进行再投资，进入完全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式。两地的电影实力更是差距扩大。
香港明星制度的建立、片厂制度的兴起、院线经营的策略、海外市场的合作经营产销、电视与电影的互补、市场的自由竞争乃至专业经理作风的独立制作人制度兴起，使香港电影在70年代顺利提升转型，并日渐壮盛。
而台湾则视电影为政治而非文化经济工业，以文宣为尚、压抑市场机能，不事投资建设、坚守中小企业短线图利作风，轻视电影产业，放任工业受电视打击等，因此台湾也就在70年代末的竞争下被淘汰。
另外，像什么录像带冲击、电影税金制度检查严格等等，都是台湾电影没落的原因。
回到家里，林清霞看到王梓钧闷闷不乐，跑过来抱着他笑问：“怎么了？你好像不开心啊。”
“没什么，我去书房想点事情，先别来打扰我。”王梓钧甩了甩头，对林清霞笑了笑，上楼走进书房。
无论是抬高电影制作门槛，还是向梅长龄那样扶持新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最有效的，还是改变自身。
好莱坞之所以能成为好莱坞，其电影能倾销全世界，靠的是两样法宝——片场制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王梓钧没有世界大战来帮忙，那就只有靠片场制度了。
几个小时，王梓钧就坐在书房思考，结合前世今生的所知所闻，开始勾画着王氏电影公司的前景。从没有哪一次，王梓钧如此深入的思考过。
终于，王梓钧推开窗户，摊开一张白纸，写下四个大标题——大片场经营、流水线作业、明星制度、类型电影。
大片场经营代表竞争力，流水线作业代表持久稳定的创作力，明星制度则能吸引关注度，类型电影则是为了消除盲目跟风。这些都是好莱坞成功经验的精华，无数美国电影公司破产后得来的结论。王梓钧可以照搬过来，但必须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
林清霞将房门推开一条缝，见王梓钧正趴在桌上刷刷地写着什么，叹了口气，便轻轻地将门关上。
等到王梓钧伸个懒腰站起来，窗外的天色已经发白，他横过手表一看，却已经早上六点多了。
王梓钧小心地将桌上的二十多页稿纸收起来放好，这是他一整夜的成果，有了这份规划书，王氏电影公司将走出小打小闹的阶段。
甚至就算台湾其他电影公司全部倒闭，王氏电影如果能按照规划一步步走下去，加上有王梓钧这个BUG在，就永远不会倒闭。
王梓钧捂着已经饿得咕咕直叫的肚子下楼，却见林清霞正靠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听到王梓钧的脚步声，林清霞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然后走进厨房端出饭菜。
“你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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