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媒体猜测王梓钧得罪了权贵，这次禁歌是台湾当局要封杀他的前奏，并且煞有介事地点到某某姓氏的官员，什么争风吃醋啊说得头头是道，连日期地点都罗列出来了，仿佛是亲眼所见。
这些新闻非常抢眼，不少普通民众看了之后，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传来传去不停地人为加料，说得好像王梓钧在台湾呆不住了一样。
至于理性一点的，说得就稍微靠谱了。比如《明报》直接把对此的评论归于政治版，而非娱乐版，说道：“台湾方面的禁歌、禁文由来已久，这次将台湾头号明星王梓钧推到前面当靶子，无非是给其他歌手和音乐人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千万不要越界，当局准备清查严管歌坛了。这一次的事件应该不是专门针对王梓钧，而是针对以王梓钧为代表的一批自由创作者。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台湾歌坛绑上了一个枷锁，所有的音乐创作人以后都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从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的乐坛一直被台湾歌曲所压制着，这次事件放大了来说，对香港的音乐人来说是一次超越，甚至是取代台湾流行乐领导地位的有利机会……”
关于台湾禁歌的消息，以前也有不少次，不过远远没有这次引起的反应大。不仅香港媒体议论纷纷，就连东南亚都传过去了。
与此消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绿岛某人的出狱，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陈启礼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满满两大箱的书籍，至于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则全扔给了同监的李敖。
“走了，再见！这本《明史》送你了。”陈启礼将一个箱子扛在肩膀上，另一只手又拎起一个箱子。
陈启礼走出囚室，李敖在后面喊道：“我还欠你两包烟，等我出去再找你。”
“再说吧。”陈启礼头也没回。
坐着船渡过海面，刚上岸，陈启礼就看见三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
吴敦最先冲了过去，给陈启礼一个拥抱，开心地笑道：“老鸭，你终于回来了！”
陈启礼笑着拍了拍吴敦的肩头，王梓荣带着一帮堂主也走了过来，说道：“帮主，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呢。”
“白狼呢？”陈启礼问。
王梓荣道：“安乐在美国念书。”
“念书好。”陈启礼笑笑。
吴敦自豪地说：“启礼哥，咱们竹联帮现在风光得很，地盘已经快要打到中部了。现在荣哥是总堂主，帮主的位置给你空着，就等你回来。”
“干得不错。”陈启礼对王梓荣道，“帮主还是你来做吧。”
吴敦是陈启礼的铁杆心腹，急道：“你说什么呢，大家都等着你回来，我们说好要扫平整个台湾的。”
陈启礼语气平淡地说：“混这条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已经想清楚了，出来后做点小生意，打打杀杀地事情就不要来找我了。就这样吧。”
吴敦还要说话，陈启礼按住他的肩头，看了他一会儿说：“跟着阿荣好好干。”
陈启礼向来说一不二，吴敦想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转头看向王梓荣。
王梓荣道：“既然礼哥不愿意，帮主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这个位子给你留着，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吴敦，我们先送礼哥回去。”
吴敦闷闷不乐地帮陈启礼般行李，王梓荣在他心里只算是有能力的义气兄弟，陈启礼才是真正的领袖。
其他堂主则是松了一口气，他们在陈启礼的时代只能算小头头，是后来王梓荣把他们提拔起来的。陈启礼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领袖，王梓荣却关系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若陈启礼真答应回去做帮主，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陈启礼是聪明人，只看这些堂主的眼神就能猜出大半来，怎么会同意回去做一个傀儡帮主？
何况，陈启礼确实有洗心革面的意思。另外一个时空，陈启礼出狱之后，不少以前的小弟找他回去重振竹联帮，他都拒绝了，一心一意地做他的生意。
陈启礼出狱后做过搬运，搞过推销，一点一点的起步，几年之后居然生意越做越大，被评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而当他事业有成后，不少以前的兄弟碰到难处，都来找他接济，遇到纠纷也都找他调解。陈启礼的仗义和公平，即便是与他敌对堂口的元老都要竖起大拇指，这才有后来八十年代，陈启礼出来振臂一呼，一盘散沙的竹联帮众纷纷归附，一些小帮小派携众来投。
只是，此时的竹联帮已经走上正轨，不再是一盘散沙，恐怕以后就没有陈启礼复出的机会了。
……
片场。
“啊！”钟镇涛在脚手架上猛地踩滑，一声惨叫声中，整个人都掉了下去。
落了两米多的高度，才终于被身上的保险绳拉住，吓得他一头大汗。
“拉着，快往上拉！”作为动作导演的程小东也吓了一跳，幸好这几个镜头绑了绳子的。
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忙活着，王梓钧建议道：“要不少用中长镜头，把那些危险动作拆开来拍吧。反正整部电影的卖点也不在这里。”
“不行。这些动作都是我们原先商量好的，要么不拍，要么就要拍好。”程小东坚持到。
王梓钧妥协道：“好吧，你是动作指导，你说了算。”
钟镇涛不是专业的动作演员，许多高难度动作都要找替身。在王梓钧看来，这些替身演员简直在玩儿命，实在是让他心有不忍。
这些动作戏拍得很慢，几分钟的戏，细嚼慢咽地整整拍了五天才收尾。
应付完一路跟踪的香港记者，王梓钧满身疲惫的回到别墅。
刚洗完澡，李京浩便上楼来问：“老板，外面有两个男的要见你。有个说自己是《明报》的副刊编辑，要不要轰走？”
“《明报》的副刊编辑？难道是来找我做专访的？”王梓钧想拒绝，又不好抹了金庸面子，便说道：“让他们进来。”
很快李京浩把人领进来，走前面的是个中年人，王梓钧隐约记得叫蔡炎培，是亦舒的好友，以前见过两次面。后面那人斯斯文文的，年轻得很，却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你好，王先生，冒昧打扰，请多多包涵。”蔡炎培不好意思地笑道。
“蔡兄请坐！这位先生也请！”王梓钧道。
蔡炎培介绍道：“这个叶辉，我们香港文坛的新秀才子。”
“叶先生好。”王梓钧点头道，心里却想着这两人今晚到底来干嘛。
王梓钧对香港文坛不怎么了解，却不知这二位以后的成就，蔡炎培做了《明报》三十年编辑，作品无数，后来还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只比王梓钧大一岁的年轻人叶辉，也是日后香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特别是蔡炎培，性格跟古龙差不多，是个性情中人，只不过比古龙收敛一些，没那么癫狂，前两年还和亦舒玩三角恋爱。
随便聊了几句，年轻的叶辉忍不住了，说到了来意：“王先生，实不相瞒，鄙人准备创办一份诗刊，想向你邀一篇诗稿。”
“我？”王梓钧乐了，“我哪会写诗啊。”
叶辉道：“王先生就不要妄自菲薄了。您的处女作《搜神记》中，那首《刹那芳华曲》可是流传甚广，还有《东风破》的歌词也是诗意盎然。您写诗的功底，恐怕比不少所谓的诗人还要深厚。”
“不行不行，我可不会写诗！”王梓钧连连摆手。
蔡炎培朝叶辉苦笑了一下，他是被叶辉强拉来做引荐人的，找王梓钧要诗，这本身就让他觉得有些搞笑。
叶辉沉默了一阵，看着王梓钧诚恳地说：“王先生，实不相瞒，这次向您邀稿，主要就是想借你的名气，为这本新诗刊增加人气和关注度。我知道你不缺钱，我也给不起太高的稿酬。我办这个诗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为如今凋敝的香港文坛做一点贡献。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地话，我也无法勉强。”
日后谈起香港，都说这里是一片文化的沙漠。但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涌现了不少高质量的文人。但从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内地“文革”时的极左文艺思潮对香港文坛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香港作家（主要是南迁作家，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的文学主体和审美意识淡化，作品出现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和充满说教的流弊，令读者望而生厌。
同时，因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关闭华校，禁止华文刊物入境，以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香港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难以为继，纷纷停刊，如创刊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文坛》、《纯文学》等刊物都宣告不支而倒闭。
失去了生存的物质条件，许多靠笔杆子为生的文人开始转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整个香港文坛迅速滑入低谷，但也有一部分文人苦苦支撑。
这个只有24岁的年轻诗人叶辉，在眼下这种恶劣情况下，居然想要办一本纯文学的诗刊，简直是稳赔不赚。
看着叶辉诚恳的眼神，王梓钧有些不好意思拒绝。
“这个，你办诗刊在资金上困难吗？如果缺钱的话，我可以资助一些。”王梓钧说，“至于写诗嘛，那玩意儿好久没写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资金虽然有点困难，但还可以克服。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刊物没有知名度。”叶辉咬咬牙说：“要不我写一首，署上您的名字？”
“你这不是叫我作家吗？”王梓钧哈哈大笑。
叶辉满脸失望，蔡炎培对他办诗刊也不看好，这次来陪他来找王梓钧也并不抱希望。见王梓钧拒绝，蔡炎培道：“阿辉，我看还是算了吧。王先生拍戏很忙的，我们可以再去找余光中先生试试。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和余先生也打过一些交道。”
“也只好这样了。王先生，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打扰您休息了。”叶辉叹口气站起来道。
王梓钧送两人离开，一边走一边搜脑子里存的资料，可都是一些关于影视、音乐，以及台湾七八十年代经济政治方面的东西，居然找不出一首诗歌来。
就在两人即将出门的时候，王梓钧脑子里灵光一闪，居然还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