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桥不停地寄着东西，书或者光盘。又是春天了，陈楚桥决定到南京来看我，他说：“我们鸿雁传书这么长时间，端木小柔，让我牵你的手吧！”
这时，我知道自己就要变成蔷薇泡沫了。属于我的爱情只是那些纸上的爱情，与现实无关，与这春天无关。
于是，一点一滴，我告诉了端木小柔，关于那封扔到垃圾箱里的信，关于那条红围巾，关于这枚刻了她名字的戒指。
慢慢地，我摘下戒指，笑着递给她：“端木小柔，是你的，还给你。”
她忽然抱住我，叫着：“小棉，小棉。”
我叫段小棉，曾经爱过一个叫陈楚桥的男孩，在纸上，我们曾经海誓山盟过。如今，我变成了蔷薇泡沫，在阳光下，没了颜色。
去火车站接陈楚桥时，端木小柔穿了那条红格裙子。我看到陈楚桥飞快地跑过来，经过我的身边，一下拉住端木小柔的手，然后问她：“不是说感冒了吗？好点没？”
而身后的我，还流着鼻涕。
端木小柔说：“好多了，走，我们去看杨花吧。”
我一直跟在后面，不停地打着喷嚏，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下来，没有人问我一声。我知道，我是那角落里的蔷薇花，独自开着，暗自芬芳。
“这是小棉。”端木小柔介绍我。
“哦。”陈楚桥淡淡地答应了一句，并不感兴趣。他戴着那条红围巾，虽然南京的天气很热了，可他依然戴着。去吃咸水鸭时，他摘了下来，然后去洗手间。我拿起红围巾，发现自己织的时候丢了一针，现在有点脱线了，于是我用手小心地编织着。
忽然，陈楚桥冲到我面前：“别动，”他说，“你怎么随便动别人的东西？”
我脸色大变，端木小柔的脸色也变了。我跑了出去，端木小柔在后边追着，她一直在说对不起。
一个人往回走的时候，天开始下雨。我没有躲雨，一直往前走着。
雨中有蝴蝶飞来飞去，那雨中的蝴蝶可曾有一只是我？你为什么掉眼泪？我想，亲爱的蝴蝶，你也和我一样，因为爱过而心疼，对吗？
我以为最后会是真相大白，最后会是小棉和楚桥在一起，可是……真是出乎意料。端木小柔获得这种爱情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懂！一连的“对不起”可以有什么用？不懂！假如真相暴光，那么，楚桥还能和端木小棉在一起吗？能，那么，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什么？不能，那么，楚桥会去找小棉吗？会，那么，他们一定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吧？不会，那么，一切的一切就会消散在烟雨中，对吗？没有人再愿意想起，直到老年，谁会后悔呢？不懂！
我是一个喜欢书法的女孩，曾经收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字迹漂亮到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晚上……
我也会偷偷地笑，瞒着自己笑，走在路上，很不小心的就会笑开来，有时很担心，会不会有人把我当疯子呢？但是，我还是会不经意地笑，幸福真的很简单，只要你想着它，它就来了……
为了理想我们一起努力吧！所有认识的抑或不认识的人们，我们加油吧！不管为了什么，只要是能让我们有动力向前的，都欣然接受吧！加油！
最后一片叶子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地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地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地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地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地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地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地道路而不得不写地。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地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地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地低微地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地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地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地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地空墙。一棵老极了地长春藤。枯萎地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地半腰上。秋天地寒风把藤上地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地枝条还缠附在剥落地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呆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