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听谁的”那句话，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咬牙撕开脸皮说：“这倒不是一回事，平时用车是上下班。”袁震海马上说：“一样是公车，一样是回家，一样烧油，哪点不是一回事？”我捏了捏拳，奋不顾身似地说：“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袁震海马上说：“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
会议不欢而散。我痛切地感到世界上的道理真是个讲不清的东西，话语权在谁手中，道理就是谁的。人不抓住印把子可不行啊，没有这个东西，人不可能有自尊，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人还是人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豁出命来拼这个东西，以前想着不理解不值得，今天看来是太理解也太值得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人除非不走上这条路，走上这条路心态就变了，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变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什么叫做你死我活？
想一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他不谋求连任，五十八岁要他回家养老？孙之华五十二岁了，他已经等了很多年，再等一届就过气了，他不跳出来殊死一搏？连袁震海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厅长把机会给了我，他忍得下这口气？人嘛。
接着厅机关和省直卫生系统流传着一封信，署名是部分群众。信上除了列举马厅长的五大错误，还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垂章在某年某月在省人民医院安了心脏起博器，二是据十年前省内出版的一本叫《厅长访谈录》的书上记载，马垂章的出生年分是1937年，而不是现在大家认为的1938年，他今年已经五十九了。信上号召大家大胆站出来，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
在厅机关的中层干部中有一个地下表态运动，你在这场冲突立场如何？表了态的人就有义务向省里反映自己的意见。丁小槐在第一时间就出示了父亲病危的电报，要请假回家乡去。而我明知他在逃避，但电报拿在手中白纸黑字，也只好让他去了。
这时工会组织全厅干部去大叶山春游，内容之一是登山比赛，分老中青三个组，连马厅长都报了名。我为马厅长捏一把汗，连夜打电话给沈姨，沈姨在电话中就哭了，说：“这不是要把我家老马往死里整吗？谁料得到他身边还盘着几条毒蛇？”马厅长执意要参加比赛，我只好安慰沈姨说：“我和工会陆主席会作好安排的。”就在登山比赛前对老年组作了安排，比赛结果，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组十三个人参赛，马厅长是第二名。想起三十年前毛主席几次横渡长江，那种意义不可低估。春游回来之后，厅里的风向果然有了一点变化。
省委组织部钟处长带人来厅里搞干部考察，问到那封信，孙之华坚决否认与信有任何关系，那是群众意见，自己并没有看到过。钟处长找很多人谈了话，就回去了。过了不久章副部长又带人来了，开了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又把全厅干部召集起来，口口声声说要听取群众意见，每人发了一张表进行民意测验，就回去了，测验的结果后来也没有公布。好在大家也习惯了，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不管用的，并没有谁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也没有谁真把自己的意见当一回事，去追问测验的结果。我在旁边想着，中国的人民群众真好啊！
厅里一时风平浪静，能往上用力的拼命往上用力。钟处长告诉我，马厅长找了省人大祝副主任等人在做工作，我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却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多少年来我都把马厅长看得非常神秘，他本人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之源。现在这种神秘感消失了。一个人没有了权力，他不过就是他妻子的丈夫罢了。马厅长他也有求人拜码头的时候！圈子里的事，说一千道一万，赢了才是真的。在这里只讲结果不讲过程，正如人生只讲过程不讲结果。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么一说。我们用不上力的，就竖了耳朵打探一点风声。在极度的焦虑中等了两个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马厅继任一届，孙之华调到省计生委当副主任。我松了一口气，这一大战役是赢了！我本能地感到马厅长的胜利与去年抗洪时与梅书记见的那一面是有关系的。碰到了袁震海，他的脸都成铁灰色了，好像刚从地狱中回来。我喊一声“袁处长”，他竟不理我，看来他打算破罐破摔了。他不理我，我倒把心放了下来，我根本不必有那么一种负疚之感。总有人要下地狱，他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下地狱？过了不久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了朱秘书，说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封信是谁写的？脑膜炎啊，要不就是脑髓给狗吃了。”又悄声说：“梅书记也安了起博器呢，安了起博器就该退休？”回想起来，我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76、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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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决定由我分管中医研究院。为了我工作的方便，马厅长在原来的院长退休之后，特地把那个位子虚着。这样我每星期到研究院去上两天班，自己开车去，当了副厅长后有了车，我马上学会了开车，这样方便。在半路上经常可以碰到大徐的车接了马厅长过来。
其实研究院也没有太多的事让我做，日常工作都由卞副院长卞翔处理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对那些小事情就没了兴趣，只觉得繁琐。好在卞翔也不愿我多管院里的事，因此大小事情不厌其烦。我明白他的心思，但这样也好，我们各得其所。两个月后我提名程铁军升了副院长，又将人事科郑科长调到行政科去。他当年对我那样一副派头，我实在忍不住要出了这口恶气。虽然他见了我就侧着身子站住，脸上浮着笑，一副等着我作指示的神情，我还是决定不吃这一套。有一次他踮着脚走到我的办公室，试图对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纳我作一点说明，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他说：“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呢。”他一听笑就凝固在脸上，嘴半张着不会动了。过一会才醒了似的，一步一步退到门边，转身溜了出去。
按照晏老师的交待，厅里的事情我能不管就尽量不管。很多次我都有那种想表达想发言的强烈冲动，但还是压下去了。晏老师说，马厅长是管事的，别人是办事的。这让我有点委屈，但还是把这当作一条原则。太能干太想表现自己是要遭忌讳的，跟马厅长共事的人，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最后，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例外，。当然，一旦马厅长作出了决策的事，我就全力以赴。我只对他负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研究院这边来，到了这边我就有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这种感觉使我忍不住去想象古代帝王的心态。我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这件事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这只股票是五年前由研究院向省直卫生系统内部发行的，每股一元，当时筹了二千多万元，投到了研究院的中药厂，至今没有什么效益，钱却花得差不多了。气恼之中我真想把帐认真查一查，但这一查又会引发轩然大波，揪出一连串的人，安泰药业这块招牌也倒了，还上什么市？马厅长指示了不查，我也只好不查，让有些人空手套白狼了。原来买了股票的人怨气冲天，很多人守不住都流向社会了。因为无法分红，每股柜台交易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五毛多钱。
我把院里的研究人员召集起来，反复讨论了，决定了将安泰保肾丹作为突破方向，一定要搞出在全国叫得响的中成药来。攻关小组是七个人，我就是组长，由我领街报了一个国家课题，又特地飞去北京活动了，也找了许小曼，批下来了。如果搞成了，让闲置在那里的机器转动起来，那是什么成色？人一辈子无非就是要做成几件事，这样才对得起自己这一生，过去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还不死死抓住吗？
过了几个月安泰保肾丹搞出来了，临床试验的效果相当好，国家课题也结了题。有了这张王牌，股票上市的工作也有一些进展。我对有关的人交待了，上市工作的进展要绝对保密，厅里只有几个人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经过华夏证券西岭营业部，看见程铁军的老婆在门口跟人说什么，心中一动，就下了车，远远地观察，发现她在收集安泰药业的股票。一打听股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八毛钱。回家把事情把董柳讲了，董柳说：“事情是你一手搞起来的，别人发了大财，你到时候两手空空，你想得过？”我当这个官时就下了铁一样决心，要向马厅长学习，不往发财的方面去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按说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如此，这就是道理。可是道理还有一种讲法，一个人到了一定份上，就要求他无知天欲，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可能吗？合人性吗？人是血肉之躯啊！这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人有偏见，有自恋，有特殊利益，因此他是非理性的，是不能从一个纯正的逻辑起点出发的。这个事实万古长存如日出东方一样明了，可大家偏偏要掩盖起来。应该怎么样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一回事，道理无法局限人性。最近省里强调加强理论学习，可有几个犯了错误的人是因为不懂理论？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这道理也只好对着天讲罢了。睁了眼看，哪里的公仆不在利益的核心之处？为什么我偏偏要例外？身边的人都在利用位置优先信息优先的机会，合理合法地发财，自己倒被抛到了一边，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不犯法的钱，弯了腰捡起来就是，你不捡你不是傻瓜吗？人到了一定的份上，你想不发财，那也不容易啊！我说：“这个程铁军，这么多年没出头，他也乌龟似地把头缩着，看在老朋友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他屁股就一撅一撅地沉不住气了，人它妈的怎么都是这个德性！”董柳说：“那你要人怎么样，他是娘肚子里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