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记得汉娜·阿伦特给《纽约客》写过一篇旁听审讯二战德国战犯的文章，她指出：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德国人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点不像个杀人凶手，他把一切都推给国家、上级、权威与社会，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只是在执行命令，他对于生活表现得冷漠麻木，成千上万这样的德国人参加了战争，他们毫无罪恶感地大批杀死犹太人，这灾难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在思想上惊人的懒惰，他们参与迫害别人，最终自己成了受害者，他们看起来真是无辜，但他们犯了罪。
还记得一篇文章写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士兵在战争过程中微妙的心理转变，说开始他们看到大批犹太人下火车后被屠杀，也很难过，长时间后，便习惯了，接下来，若是隔上一两个星期没有新的犹太人被火车运来杀死，他们反倒有点不自在，因为犹太人的到来可让他们有奖金和补助发，另外，人一到，他们便有事可做，会忙碌一点，不然他们简直不知要干什么，他们从未想一想，他们的干事情有多残酷，即使把什么爱国之类言论作为空谈，他们也只是随便地认为自己在谋生罢了——他们不想想那谋生究竟是什么。
坏事情往往发生在这里，太多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态度，人们那么容易轻信别人，尤其是当那个别人显出很有权威的样子时，人们就完全失去自我成为机器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也是一样吗？那么多背着贷款的买房人，那么多爱着别人而不感到快乐的人，他们中有多少个好好想过：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我真的需要他（她）吗？生活中是否还有更值得去做的事情？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我应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呢？每到这时，人们就颓了，他们只是攀比别人，而别人能认同的只是食色两件事，最多再加上需要保持住食色这两件事的所谓“安全感“，奔到头儿了，也只是再满足一下觉得自己重要的虚荣心，这就完了——我认为他们才真颓废，因为他们除了为食色而奋斗以外，什么也拿不出来，他们自己这样，更以为别人也跟他们一样，只要一说到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便说，那是别人的事，那是专业人员的事，所以他们病了就倒在医院的床上叹气，或者往医生那里多塞点钱，图个安心，悄悄希望这好处能让别人对自己负责，但别人，不幸的是，今天再说一遍，别人多是与他们一样的人，想想看，结局会是什么呢？
有些人只根据一点点失败的经验就认为思考是痛苦的，学习是痛苦的，但躲避这种痛苦就能快乐吗？事实上，他们多半更痛苦——有什么比无知更痛苦呢？我现在暂时想不出来。
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好奇，我们糊里糊涂地学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学习母语时感到过痛苦吗，但为什么我一学到外语就感到痛苦呢？因为那时我们好奇心减弱了，我们太自大了，认为我们懂的够多了，我们以为凭我们已知的就能够驾驭生活了，但那真是妄想——我们其实只在假高兴与假难过中徘徊，甚至我们都不懂得高兴与难过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无知而不承认无知的痛苦，就是因封闭在一个小圈圈里而导致的深刻的迷茫，那是因为人们只在一个非常低的意识水平里晃来晃去，即跳不出自我（习惯），又跃不出环境（他者），我们无法把生命能量集中起来，瞄准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去顽强的努力，我们当然只能是不幸的。
知识
我以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与生命有关的知识，它们一点也不抽象，而是由一些燃尽天才生命的活生生的技巧组成，它被粗分为宗教的或是科学的，但深入其中，就会懂得那是很难分清的，我目前以为，大体上讲，那些知识仍都是人类思维与实践的产物，这些思维的精华，作为教条，它像是一些已被创造出的很有效的知识，而作为智慧，它更像是一些已被发现的技巧——我觉得大众文化的无聊单调之处，就在于大众文化说到头儿了，也只是一种满足肉体欲望的生活智慧，总是食色两件事，从六岁说九十岁，也不嫌烦，更好笑的是，大众文化还把其余的他们无法理解的智慧假想成食色智慧的附属品，大众何时才能懂得，精神领域内的智慧要深刻有趣得多，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一种智慧，牛顿的《原理》是另一种智慧，《塔木德》是一种智慧，《金刚经》又是另一种智慧，每一块这种智慧的大陆都要比大众所在的只有生活智慧的孤岛要庞大丰富得多。我是一名男性，深知只有万不得已才会把希望建立在生下的孩子身上，而生养孩子要靠与女人的合作才能完成，我常想，若是我不能寻到通向永恒之路，我的孩子难道就能吗？还是从我从我自己身上先下手吧，成家立业为妻子孩子尽力留在后面吧，想必那时我半多手上已掌握了一些技巧或教训了，可以教一教孩子——为人父母，得有一点拿得出手的东西给孩子，中国父母多半既无物质遗产，又无精神遗产留给孩子，让孩子出生后站在一个低得如同原始人的起点开始人生，这真是悲哀，一句话，父母什么都不会，一生只会说一个“累”字，似乎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无尽的负担，当孩子的多半也只好如此吧——我认为，累的感觉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感受，近似于一种文化中的奴隶状态，它是屈服于某种威逼与奴役的结果，它干瘪、匮乏、烦躁、压抑又辛酸，同时又是懒惰而胆怯的，而我不喜欢那些说累的人，势利的讲，我从经验中得知，在他们那里，我学不到什么令我振奋的东西。
事实上，什么样的知识都叫我感兴趣，认为那才是生命的限度。拥有一个生命，就是拥有一次向那种限度冲击的机会——人们总以为只从一个角度便可深深地契入那限度，而就我的经验，那是幻想，知识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下一个问题的隐喻，圣人从一滴水中“见道”，在我眼里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多听多分析别人的话比较明智，有些人从来没听说过“幻方”、“辛几何”，他们照样活得很好，却是不懂得“幻方”与“辛几何”的那一种活得很好，我认为这中间是有差异的，而那差异比一般人想象得要深刻得多，古人不懂得微分方程，他们仍可谈宇宙，谈天气，但现代人再像古人那么谈就有点没劲了，因为通过牛顿的努力，人们已懂得了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比如微分方程、建立模型）来谈论，甚至加上了成功率很高的预测，有时人们喜欢随口谈一些大话题，与无限、终极或限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不去听听圣人的言论，就在那里胡说八道，也不去看看哥德尔，真是很难说他们如何能懂得一种思维的限度在哪里，而我的趣味就是有点形而上，因形而上更加有趣，可把很多粗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牛顿之前，人类对于宇宙只会猜想，而很少验证，就像我们少年时对于青春的猜想一样，我觉得猜想固然有种轻松即兴的魅力，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狭隘肤浅。
人们热爱回忆青春，是因为除了人手一份儿的青春以外，他们没有更加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的精神能力在青春期便停滞了，而肉体能力却走上了下坡儿路，青春成了人生的顶点，后面的快乐最多也只是对青春体验的重复与模仿，滋味儿却大不如青春，人们喜欢两性关系，因为在普通生活中，只有两性关系才能给他们带来一种接近冒险的新奇与愉悦，这是反复在窄巷中来回游荡的鬼魂，唉，可怜——何时人们才能凌空跃起，去看一看窄巷外面的世界？
谈谈评论家
谈谈评论家。
我认为，当评论家也要有一支与作家同样的生花妙笔，他们应当与作家一唱一和，在文坛上，他们是合伙人，而不是敌人，评论家应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最新的文学趣味推介出去，把好作品的内在价值发掘出来，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傻样子，胡点乱评，把坏作品说成是好作品。
一个好的评论家，是应该具有权威性的，这权威并不是来自于他的社会位置，而是来自于他的才华，当读者们还未意识到一部作品的意义，评论家应提前指出来，因为他们是专业评论家，他们的修养与敏感要求他们完成这一件事，好的评论家，是作家合格的广告商，他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把一部甚至不太容易被阅读的好作品，推介给读者，并把其中妙处讲出来，如果讲得比原著更加生动有趣，那是评论家的成功——而我们的评论家，多半干着相反的事，他们的推介水准足够的低，所以，读者们根本不信他们的话，我认为，若是他们能把很多现在很好的作品推出来，变成流行读物，那才是他们的水平。话说到这儿，大家该明白吧，我们的评论家很有问题，我们的社会可以三五年出一个好作家，却用了三五十年，也没有出一个好的评论家，作为读者，我们严重地缺乏指南，这是评论家的失职，没有评论明星的文坛，绝不是一个好文坛……如果评论家不服的话，那么，请他努力吧，当他的光芒盖过了作家，他自然就成功了，这是双方的幸事，只是目前的评论家太不争气了，一句话，没才华，不努力，评论家们应该检讨一下，他们为什么不红？他们是不是太自我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评论明星这个空缺，是文坛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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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评论家犯的错误太多了，而且都是低级错误，这多不好，出一个就是下策，出两个还是下策，有意思吗？其中之一，便是灭当红作家，这件事除了显出自己趣味狭隘之外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试想，即使从势利的角度讲，去灭当红作家，对于评论家来讲，也是件蠢事，这事儿就像评论家灭名著一样，它证明不了名著写得不好，只能证明评论家没水平，看不懂名著…道理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了，通俗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