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同时另一只手却在抚摸着法官的面颊。是的，崇拜这些不信教的女性会给人带来异常的舒适。因为这个原因，它们的统治还会在中国延续一些时候。
为了理解恩惠的含义，有必要了解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美好而原始的质朴生活。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一直是“寡政权，省刑罚”。个人的、人文主义的色彩总是会染在中国人的法律和政府的躯体之上。中国人对法律、律师，以及高度机械化了的社会，一概持怀疑态度。他们的理想是人民生活在高度的和平和闲适之中，并保持一定程度的原始的质朴。在这气氛中，恩惠出现了；在这种气氛中，古老中国最美丽的品德出现了——感恩，也即恩惠的另一面。这种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农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农民会一辈子记得你，记得你的恩惠。他还很可能在家里为你竖一块木牌子敬仰你，或者为你“赴汤蹈火”。确实，人民得不到宪法的保护，就只能乞怜于地方长官。然而，如果这位长官是仁慈的，那么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后人的热情赞赏，因为它是无偿给予的。有千万个这样的事例，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
在这种气氛中产生的恩惠，它来自当权者和需保护者之间的私人关系。然而，它可以取代法律，事实也往往如此。一个中国人被捕了，或许是错捕，他的亲戚本能的反应不是去寻求法律的保护，在法庭上见个高低，而是去找长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于中国人非常重视个人关系，重视“情面”，这个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够“大”，他的说情往往能够成功。这样，事情总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时日的官司花钱要少得多。于是，在权势者、富人、有关系的人与那些不太幸运的、没有关系的穷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社会的不平等。
几年前，在安徽有两位大学教授，不小心说了几句不当说的话，其罪责微不足道到荒谬的地步。就这样，他们冒犯了当局，被抓去监禁了起来。亲戚没有什么好法子，只得到省会去向该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乞求“恩典”。另一方面，同一省里的一些年轻人，因赌博被当场抓获。因为他们与省里某一有势力的团体有关系，他们不仅获释，而且还到省会去要求解雇那些抓他们的警察。两年前，扬子江畔某城市的警察搜查了某鸦片馆，并将其所截鸦片没收。然而，某地方要人的一个电话，警察局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失札而道歉，并且在警察的护送下将鸦片送回。一位牙医曾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将军拔了一次牙。将军大悦，授了一个头衔给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点将军的荣誉。有一次，某部的电话员请他接电话，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没有称呼他的头衔，他来到部里，找到了那位电话员；当着军事参谋部成员的面，扇了电话员的巴掌。1934年7月在武昌，一位妇女因为天热穿短裤睡在户外而被捕，监禁几天之后便死去了。这位妇女原来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于是被枪毙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报复是甜美的。然而，并非所有可能被捕的妇女都是长官的妻子。结果就不总是甜美的报复。儒家是赞成这样做的。远在《礼记》中，就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于是，恩惠就成了社会等级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上必然导致儒家“仁政”的理想，即由讲情面的仁人君子所管理的父母政府。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①他讲的难道不对吗？孔子天真地认为国家有足够的仁人去管理人民，他显然计算失误了。在人类生活的田园式质朴阶段，这种理论可以行得通，然而在当今飞机和汽车的时代，这种理论注定要失败，它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①据考，此言出于庄子之口，林误。』
如前所述，这种现象引起的唯一可称道的后果是特权和贵族阶层的消失。这又将我们带到命运这个题目上来。使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的因素是：没有谁会永远被踩在脚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经常调换位置。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总有出头之日，“天理循环”。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有韧性，有雄心，他就可能升迁，爬得很高。谁知道呢？一个豆腐商的女儿很可能突然被一个有权势的官员和陆军上校看中，他的儿子可能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市长的看门人。一位屠夫的女婿，本来是一个中年乡村教师，现在突然通过了科举考试，像我们在小说《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样。一位绅士从城里跑来请他去住在自己的府邪；另一位来和他“换庚帖”，结拜了兄弟；第三位是个富商，赠送了他几匹丝绸，几袋银子；知府自己则送他两个年轻女仆，一个厨子，以免去他那个农民妻子的厨房劳动。那屠夫迁人了城市中的新宅，满心欢喜，完全忘掉了自己以前是如何欺侮这位女婿的。他说自己一向坚信女婿会有飞黄腾达之日。他现在随时准备放下屠刀，靠女婿安度余生。这些事情一发生，这位进士的出头之日也就到了，我们羡慕他，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称之为“命”，或者“运气”。
宿命论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它是儒家传统意识的组成部分。这种信仰与社会等级观念紧密相联，有以下说法为证：“安份守己，听天由命”，“顺应天命”。孔子在谈到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种宿命论观点是中国人个人力量与满足的来源，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心灵是那样平静。既然没有人能够在所有的时候都幸运，而且好运气不可能同时降到每个人身上，所以人们便乐于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有雄心有能力的人总有机会通过科举升迁。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运气和能力由社会底层升至特权阶层，那么只能说是这次轮到他了。一旦进入特权阶层，他就会爱不释手。地位的升迁带来了心理的变化。他开始喜欢社会的不平等，喜欢他所有的特权，他爱上了这个地位，就像拉姆齐·麦克唐纳①爱上唐宁街一样。麦克唐纳走上那唐宁街十号的台阶，呼吸着那儿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抬。事实上，每个现代中国成功的革命家的脸上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转变。他用自己的铁蹄践踏着出版自由，其卖力程度，并不下于他在革命时期谴责过的军阀们。
『①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
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面子”。他可以凌驾于一般法律和宪法之上，更不用说什么交通规则、博物馆规定之类，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然而，举出中国人面孔的例子很容易，给它下定义却很难。譬如一个在大城市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驰，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35英里。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车撞了一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就不声不响地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名片，有礼貌地笑一笑，车子就扬长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还大。然而，如果这位警察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假装不认识他，那么这位官员即刻用“北平官话”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并挥手让司机开车上路。这样，他的面子就更大了。如果这位固执的警官硬要将司机带到局里去，这时，官员就会向警察局长打电话，后者很快就将司机放走，并下令开除那位“不知道官员父亲是谁”的小警察。这时，官员的脸面就真真变得乐不可支了。
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由于同乡人的斥责而改邪归正，它比任何其他供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无疑会铸成大错。中国以前的女子常为面子而死，那是因为她裸露的身体被男人看见，正如西方一些妇女曾因为自己主了个私生子而愿意去溺水自杀。然而在西方，一个男子被扇了耳光而不提出决斗是失掉了“荣誉”，而不是面子。另一方面，一位“道台”老爷的丑公子去逛歌妓院而被拒绝，因此受辱。于是他回府之后带着一班警察去逮捕那个歌女，并关闭妓院。他于是又争回了自己的“面子”，我们一般不说他在保卫自己的“荣誉”。
战斗的失败，帝国被葬送，皆因将军们在为自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尊称而争吵所致，皆因他们为接受失败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方法意见不同所致，而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分歧。人们在激烈地争吵，法庭内的斗争也在继续，而聪域的仲裁人知道，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在阻止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体面地退出的办法，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