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把我看大。他们俩都曾在部队呆过。爷爷是老干部，做了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论碰到什么事都讲究说服教育，不过他最喜欢讲自己年轻时走南闯北的经历……我十岁时，爷爷去世了，不久奶奶也跟着去了。
爸爸妈妈对我很好。亲戚和邻居都说他们把我惯坏了，其实不然——他们虽然不刻意要我做这做那，对我读的书却管得严。市面上粉色封皮的畅销书进不了家门，武侠小说也是一样。初中时，我偶尔读了他们书架上的《红楼梦》，爸爸就把我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讲道理：《红楼梦》虽然是名著，但不适合年轻人看……年轻人嘛，对异性有些朦胧、甜蜜的幻想是正常的，但过分沉迷于幻想中，就不健康了。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去……上大学后，他们鞭长莫及，我读《红楼梦》还是入了迷。
送我上飞机的时候，妈妈哭了。她怕我吃不好睡不好，而爸爸更担心我会受这边的“不良影响”。究竟什么是“不良影响”，他也说不清。最后妈妈整了整我的衣襟，牵着我的手，和爸爸一起嘱咐：
“你自己要小心注意！一定要注意！”
我被他们说得心里也惴惴的，仿佛美国有老虎要吃我……
“你好，我叫唐林。你贵姓？”有人叫我。面前是个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男生，随意穿着一件灰色毛衣。他和我边走边聊，一开口就是哲学：
“你喜欢康德的哲学吗？”
“我听说过康德，没读过他的著作。”
“康德的哲学太有意思了，有兴趣你可以读一读。他认为人们天生有好斗的倾向，战争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而战争是邪恶的。康德对人性很感兴趣，不像启蒙时期的法国哲学家们——他们觉得人性是可以被驯服的。不过，现在我突然想起康德的那句话：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
唐林说话快，口齿不清，经常陡然冒出一句颇有哲理却不容易懂的话。哲学家会不会都这样？
“嗯，”我插话说，“我也听说过这句话。”
“多么简单而有哲理，又有诗意！喜欢作诗的哲学家不多。尼采喜欢作诗，卢梭精通音乐，而康德特别推崇卢梭。他们哲学方面的确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性格上，卢梭比康德有趣多了。我也喜欢卢梭那句话：人生来是自由的，可他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枷锁……”
我们说着走进一间亭子。人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谈论在美国的经历、感受、今后的打算等等。这些对于我来说似乎还很遥远。
“还是这边先进。看他们用电就知道……在国内习惯了节约能源，美国人根本不讲这些……”
“国内正使劲赶，用不了几年肯定跟美国一样。”
“东海岸机会比较多。我明年毕业，打算就留在这里……”
“在银行存点钱，赚的那点利息连交月费都不够。没钱就是不爽啊！”
无心听着，刚才看月亮和大海的心情全没了。我也开始想学业、工作、生活。我还什么都不懂，又是孤身一人，将来会怎么样？
“快，毕小明，你帮帮我——”赵荣突然跑了过来。
“怎么了？”
“他们要我表演节目，我没什么节目。你弄个节目，什么都行。”
那边亭子里，几个人正朝我们这边看。我说：“你说个笑话——你挺会说笑话的。”
“不行，不行，万一不好就完了！”
听赵荣的口气，仿佛笑话说不好，天就要塌下来。他低着头来回走动，手不停地在腰上拍打。
我劝道：“那么你找个借口走开，让他们先接着玩——等你回来，他们可能就忘了。”
“还是这样吧，”赵荣说，“你帮帮我，过去表演个节目。我得去……上厕所。”
“上厕所？”我糊涂了，“你说你要上厕所不就行了吗？”
“不，不，不能失礼。”
“上厕所有什么失礼的？”
“哎呀，别问了，你帮我弄个节目就是了。”
我没节目，听赵荣说要上厕所，我也想去。赵荣更急了：“不如你对他们说，你要上厕所，要我陪着一块儿去……免得走丢了。等回来再表演节目。”
我没再问，和赵荣快步走到那边亭子。
“赵荣，你找到代替的人了？”一个女生问。
“原来是毕小明。快表演个节目吧！”丁宜圆说。
“我们要去上厕……上洗手间，”我说，“回头再表演。一定。你们先玩。”
“他们想借口开溜，”一个女生怀疑地说。
“不，不，我们一定回来，”赵荣急着说，“马上，马上。”
我们赶忙走了。背后一阵笑声。赵荣不想在女士面前丢丑，所以让我来出洋相，瞧他想的破点子！
我们穿过马路，找了个小酒吧，赵荣冲进洗手间，我紧跟其后。然后我先出来，站在一边等他。酒吧里烟雾弥漫。吧台后面，一个壮汉正给顾客倒酒。一个高个子女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她衣着暴露，头发染成深绿色，脸上扑了厚厚的粉，鼻子边扎着一个银色的金属环。角落里，一个年轻人在吐烟圈。他眉眼像赵荣，脸色疲惫，满眼血丝。倒酒的汉子漠然环顾酒吧里的人们。有一次他和我对视，目光甚至有些凶狠。
过了一会儿，赵荣也从洗手间出来，一脸轻松。我们匆匆回到海滩。
六、小宿舍，大世界
第一学期我要上四门课，还要当助教，教两节习题课。助教的工作费时间。上习题课前我集中精力，用心准备。批改作业也麻烦。学生们写字千姿百态，只顾追求个性，有的一页纸上只有几个单词能认清。他们也罗嗦——偶尔来劲儿了，一次家庭作业的厚度简直和一篇硕士论文相当。我只好慢慢地仔细批作业，在办公室一坐好几个小时。相比之下，我自己的功课反而轻松。很多课的内容我都有所了解，学起来不难。
习题课上，学生们看我年纪小，把我当本科生，所以不注意听讲，一个小问题要重复几遍才明白。有时我让他们自己讨论，他们却不说话，埋着头。
“eon；guys；youaresmart。Tryit！（加把劲试试！你们天资聪明，试试看嘛！）”
虽然我不停地鼓励，他们还是不说话，也不怎么问问题。
那时我的英语不够流利，又没有教课经验，学生一提问题我就紧张。有时我想讲个笑话活跃一下气氛，结果讲到一半就结结巴巴。（有的学生挺和气，见我尴尬，就勉强笑笑。）久而久之，学生们都没兴趣了，参加我的习题课的人越来越少。教完课，我总是很不满足。
丁宜圆和我恰恰相反。专业课之外，她还要旁听一门音乐欣赏，于是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助教的工作她倒不那么尽心尽力。
这天我无意中走到丁宜圆的办公室。她正在改作业。地上有个大录音机，里面飘出清新灵动的音乐——是莫扎特的歌剧。她坐在桌前，小小的右手舞着一只很粗的红笔，在学生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上挥挥洒洒地打分。随着音乐的节奏，她圆圆的脑袋在轻轻晃动。我问：
“师姐，你怎么准备习题课的？我的习题课没什么生气。学生都傻乎乎的。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学知识上，更别说什么提高解题能力和实际应用了。”
“你还怪他们，想想自己在大学时的样子吧。”丁宜圆笑道，“别光谈理论——又是学知识，又是提高能力——最好给他们点实际的好处。”
我问什么是“实际的好处”，她说：“简单得很。我给他们讲要交的作业题，他们好得高分。谁不想作业拿高分？”
“这不公平。来上习题课的人得便宜，不来的人吃亏。”
“这样才好，”丁宜圆又笑道，“结果所有的人都争着来捡这个便宜，都来上习题课，就公平了。”
丁宜圆对教课并不在乎，对自己的专业课却非常投入。在办公室，她坐在两摞厚书之间，身子贴在桌前，眼睛盯着论文——看她这样专心，别人还以为她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其实她玩起来跟读书一样投入。一旦觉得该放松一下了，她就把书一扔，乐颠颠地去逛商店、访旅游点。
那天我从Widener图书馆出来，正走到HarvardYard中间，就碰见她兴冲冲地往校门外走，背着一个草绿色的背包。她要去商学院那边游泳。
“商学院在查尔斯河另一边，”我说，“要走好远。”
“那边的游泳池大。现在是秋天，还有心情游泳；顺着查尔斯河边走，景色也挺好。等到了冬天，要穿长统靴子，咣当咣当踏着雪去游泳，那就太扫兴了。”
接着她又说了几句放松的好处：经常游泳身体好，不容易感冒；听音乐净化心灵；过些天学生会组织大家去WhiteMountains远足，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了——据说那里的红叶最美……我羡慕地望着她走向查尔斯河那边。
第二天，我在系里的studentslounge又碰到丁宜圆。她坐在一张旧沙发上，迷糊着眼睛，不时打个哈欠。她对面的沙发上坐着另一个女孩，也不时打个哈欠。我进门时，那女孩正说：
“谁没有睡过头的时候？去年我教的那门课上，有个学生为了准备期末考试，学了一通宵，结果第二天睡多了，一醒来，交卷的时间刚过……”
原来丁宜圆睡过了头。她昨天游泳完了，晚上又去了一个舞会，玩到半夜。回宿舍后，她忘了上闹钟，一直睡了十多个小时，连误了两节课。幸好没耽误跟教授的谈话，不然麻烦就大了。
十月初，新英格兰地区有名的红叶出现在树梢。RHall一侧就有棵美妙的小树。树上大部分还是碧绿的，只有一根枝条红叶斑斓。秋风吹过，叶子在阳光下闪着琢磨不定的光，其中一两片无声飘下，落在整齐油亮的草坪上。
这时我熟悉了学校的环境。我从RHall走去系里，从系里走回RHall，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我最喜欢的还是RHall的小房间。天气渐渐凉了。窗外的枯叶在空中翻飞。有人穿起了羊毛外套，在冷风中走……看见这些，我简直觉得世上没有比我的小房间更暖和、更舒适的地方。
RHall二楼除了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还有两个印度人、一个阿拉伯人、一个韩国人。各家门口都有展示个性的装饰：有的挂着写字板和彩色水笔，别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