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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刘亦婷可能从这个HPAIR组织中得到如此之多，我觉得她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将“忘我精神”这样的光荣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刘亦婷，在自我表彰之前，先要把真正的“忘我精神”是什么样弄明白，否则难免贻笑大方。下面有两个案例，可供参考：
77岁的高耀洁在70岁才开始做艾滋病防治工作，能做到什么时候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高耀洁的回答是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句常见的书面语，让CCTV“感动中国”录制现场上的观众潸然泪下。自1996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救治工作，已经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见到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家里仅有的一台电脑还是别人捐赠的。从2000年开始她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8万多元，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孤儿。
正因为高耀洁做了这么多，她在回答CCTV《面对面》记者的提问时才会做出下面这段理直气壮，心地坦然地回答：
记者：您做这些有回报吗？
高耀洁：没有。要说有回报就只是我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记者：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么做的？
高耀洁：我的看法，一个人活着不应该光为了自己，应该为了更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付出一些，付出一些对这个社会总是有好处的。这个总比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好吧。
另一位堪称“忘我”的人物是钟南山：
在疫情最严重时，他以一个医生的医德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里来”，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以66岁的高龄，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的身影。
紧要关头，他坚决地否定了有关部门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2003年4月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200位受访民众当中，有89％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被民众称为英雄的人，却从来没有在媒体前唱过什么高调，说什么自己发扬了“忘我精神”，当有人想把他的故事搬上银幕，钟南山明确表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伟大，他只不过以其医生的天职做了一点个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有趣的是，校徽草图和哈佛铜像底座上刻着的校徽，是两本书朝上翻开，一本书朝下扣着，可这个校徽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那本朝下扣着的书也朝上翻开了！这个微妙的变化，也流传着两种有趣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扣着的那本书是1644年的设计者向上帝表达敬畏之心，它象征着人类对上帝创造的知识不可能全部掌握。……
另一种说法是：翻开的书象征着知识可以从书本上获得，扣着的书象征着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从书中获得。这一种说法和我们家的观念倒是挺吻合的，从小学到中学，爸爸妈妈经常提醒我“实践出真知”，我早就习惯于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观察与思考”。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它预示着，我可能不难适应哈佛重视实证和实践的校园文化生活。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14页）
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详细讨论刘亦婷申请哈佛的那篇作文《顿悟》，这篇作文完全就是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的产物，没有任何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完全没有体现出“实践出真知”这样的思考方法来。但是，这不影响刘亦婷自己表扬自己。孟德斯鸠说过，“啊！夸奖的话，出于自己口中，那是多么乏味！”也许哈佛教了刘亦婷很多知识，给了她学位，但忘记了把孟德斯鸠的名言传授给她。
应聘波士顿咨询的过程，也是一次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为了迅速提高面试的重头戏———案例分析能力，我到哈佛商学院找来了MBA教材，突击自学、训练，从思路到表达都力求专业，力求完美……结果，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61页）
这段自我表扬的方法可以命名为“难得糊涂法”。刘亦婷说，她“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可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只听说个某个职位有多少人争夺，某某人在争夺某某具体职位时战胜多少人脱颖而出，可还没听说过这种笼统模糊的说法。
比如，在100个职位中，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有99个职位竞争激烈，吸引了9990人，而有一个工作则非常冷门，只有10个人竞争，那么，你在这个冷门职位上，即使你竞争成功也没什么特别荣耀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某个工作，比如一个办公室文员或者打杂的助手，虽然薪水低得可怜，但由于知识水平要求不高，也会吸引很多人来应聘，数量可能达到9990人，但是，这时一个名校毕业生出现了，那些知识水平低的竞争者自然也就没有啥竞争力了，因此，这种成功的含金量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如果刘亦婷真的想展示一下自己实力超群的话，最好把具体职位、具体的职位竞争者素质，以及具体的职位竞争者数量展示出来，不要笼统地来个“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这会让很多人把她误解成“天才”的。
给我聘书的是波士顿咨询纽约分部。纽约分部在2003届哈佛本科生里共招了两人，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61页）
在刘亦婷的自述里，会不经意间甩出一个吓人的头衔来，比如上面这段引文中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那么，刘亦婷为什么不这么写呢？“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一个有着棕色头发、特别爱笑的可爱女孩。”而偏偏用了生硬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这样的官衔来形容她呢？这无非是想告诉大家，只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能被聘用。
结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有其合理性。但是，名不符实的榜样、错误选择的榜样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又是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家长们不能马虎，不能人云亦云。而对那些热衷制造榜样的家长朋友来说，也请你们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些责任感。如果真的想跟大家分享教育经验的话，不要刻意夸大，不要刻意造神，不要报喜不报忧，只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这几个要求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到的。
分数挂帅思维依旧
应试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分数挂帅。刘亦婷进了哈佛之后也没有改掉这个思维习惯。我们可以从《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刘亦婷自述部分看出这点。试举一例：
大一期末考试后，数学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按学校的规定，一般不允许公布学生们的考分名次，但我由衷地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第一学年结束时，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邀请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他组织的鸡尾酒会，并邀请在第二学年担任评改学生试卷的工作（他教的是1000多人的大课），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大二的时候，因为数学好，我得到了一份数学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低年级学生的微积分（享受奖学金的哈佛学生需要在校园打工挣到买书买衣服及零用的钱）。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成绩好，表达清楚，应变能力强”，我被学校的数学系聘为微积分课的学生助教。大三开学后，有一次妈妈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搜到了哈佛的课程安排公告，发现了我的任课时间，她还特地下载了那个网页，让爸爸和她一起“感受女儿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第49页）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刘亦婷颇为自己的“学习好”感到自豪。可是，在哈佛，在美国大学，学习好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历来是强项。比如，GRE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后读研究生所必须要考的科目，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数学是他们最头疼的了，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数学就是小菜一碟，有一些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戏称，用脚答都可以得满分。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聪明吗？根本就不是。其实，中国的中小学生到了美国数学几乎都是尖子，甚至被惊叹为“天才”。但这绝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这是超强度机械训练的结果，只能证明学习任务太重，中国学生数学学得太苦。
我听一个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外国教授来中国菜市场买菜，一个很简单的账目都要拿出计算器来算算，并非这个教授乃白痴一个，而是美国人压根不认为学会算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所以从小没有刻意在这方面过多训练。
写作《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黄全愈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件事情已经司空见惯。
我儿子矿矿在其他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在捏着指头学算10以内的加减法时，已会多位数乘除法。据说，有的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校注册，经过简单的问话，学校说：“你们孩子的数学三五年内都够用了，小学都不用学了……”
从中国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许多也能在美国同学面前臭美臭美。
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点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
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