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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接到黎纪纲从美国寄来的信，看了那张穿着笔挺西服的照片上微笑的面容，心里曾泛起一阵酸溜溜的滋味。此刻，置身在这凶险的漩涡里，忆起幸运的黎纪纲，不禁又出现了羡慕和忌妒的情绪……第二天早上，昏迷的高邦晋渐渐醒转来。他用一种新来者常有的陌生眼光，打量着新的环境。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螫了一下似的，挣扎着，哼着，想离开他躺卧的铺位。“老高，不要起来嘛！你就睡在这里呀！”
学生都跑过去，照顾他，搀扶他，要他躺下，他却用力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固执地说：“让我起来！”“为什么？这里才避风呀！”
“你还在流血，不能感冒。”
“我不能睡在这里！”他指了指满屋的人，像受了侮辱似的愤然地说道：“我穿这么多衣服，同志们却穿着单衣，睡在门边。”
“门边风大。”
“同志们穿单衣都能睡，我也能睡。”说着，他硬要从楼板上爬到牢门边当风的地方去。学生们拗不过他，只好搀扶着他离开屋角的铺位。
“把毯子带过去。”
“枕头拿去……”
“谢谢同志们，我不要。”高邦晋固执地说：“我不能只图自己舒服，让大家在门口受凉。”
他把同志们送他的东西，一一退回去，什么都没有留下。最后才在大家友善而略带责难的目光下，勉强收下了一个破枕头。他笑了笑，感谢着众人的好意。他把枕头放在余新江和三个学生的铺位之间，脱开搀扶他的几只手臂，缓缓躺卧下去……
睡好以后，他睁大眼睛低声地责问学生们：“我的话你们全忘记了？”
三个学生象答不出老师指定的课题似的，无言地低下了头。
“受点伤算得什么！这里谁没有受过刑？难道值得夸耀，值得特别照顾吗？你们没有看见，多少人受刑，多少人牺牲……”
“老高同志！”有人插嘴说：“学生们是好意。受伤的人，应该受到大家的照顾。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哦——”他略带歉意地说：“我当是他们胡乱吹嘘，不知道是大家出自阶级友爱……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同志们过于爱护我了。”
说完话，一阵伤口巨痛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迫使他伸手护住石膏裹住的左腿。学生们紧张地望着他，担心地问：“伤口又发炎了？”
“没有什么。”高邦晋似乎比关心自己更多地关心着学生，他告诫他们：“……到了新的地方，首先要冷静的观察，分清敌我，不要随便讲话。”
他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坐在他旁边的余新江依然听得清楚。这就引起了余新江对他的注意。
他对学生说完话以后，闭上了嘴，合眼休息，没有找谁说话。下午放风的时候，他谢绝了学生们扶他出去走动的好意，独自留在牢房里，勉强把身体移向签子门边，把箍着石膏筒的左腿倚在墙边，默默地静望着窄狭的地坝——那块各室轮流散步的小天地。
他凝望着一间间牢房依次放风，依次收风。晚饭吃得很少，吃过饭又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门边，独自凝望着暮色苍茫的天空。
晚上点名以后，他一声不响地爬回自己的铺位，倒头便睡了。
一连几天，新来的人，都是这样。除了偶尔和学生低声讲几句话，和谁都不深谈。余新江一再观察着新来的人，也沉默着，不急于和对方交谈。
这天上午，他突然被提出去审问。晚上，被架回来时，神情有些变化。
夜里，新来的人竟自久久地不能入睡，偶尔，还传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余新江被身边不断翻身的人惊醒了。过了好久，才低声问那辗转不安的人：
“老高，这里有你的熟人吗？”
对方最初没有回答，仿佛他在考虑这句问话包含着什么意思。过了一阵，他才模棱两可地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余新江沉默了，没有再问。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高邦晋说：“我认识的人，不知道是否在这里。有的人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认识谁？”
“你知道许云峰吗？”
“原来关在隔壁。早就走了。”
“我在二处牢房里听说过，他现在关在梅园——美国顾问处。”
余新江这是第一次听到了许云峰的下落。可是，新来的人怎么会听到这个消息呢？余新江暂时不想多问，只是默默地想了想。
“成岗关在什么地方？”高邦晋又轻声问了一句。“不知道。”
“他不在渣滓洞？”高邦晋长吁了一口气。“这里再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过了一阵，高邦晋又说：“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不过，他就是在这里，也不好联系。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知道哪个？”
“我是个新闻记者，”他缓慢地说着，声音也有些迟疑：“我常到长江兵工总厂采访，知道一个工人，他是去年被捕的……”
“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
“姓余，叫余新江。”
“啊，你认识他？”余新江问。
对方似乎没有察觉余新江声音中出现了惊愕，他只在牢灯透进来的几缕微光中摇摇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被捕以后，厂里大伙儿都知道他。外边有各种流传，说他被捕当天就被害了；又说他关在集中营。工人都想念他，设法营救他，到现在还在为他活动……”
“工人知道中美合作所，知道集中营？”
“和谈以前，国民党保密。现在外面报纸都登了，谁不知道？”对方换了口气，流露出对去年被捕的人的关切和了解。“他和成岗被捕后，工人营救不成，和厂里的特工人员发生冲突，把稽查处打得稀烂。后来，特务常常夜里失踪，尸首都找不到！吓得特工人员，再也不敢进厂了。”
“这倒痛快。”余新江欣喜地笑了。
“他的母亲余大妈，天天去找稽查处，又哭又骂，稽查处的特务威胁说要抓她。……”
“抓她？”余新江禁不住愤怒地问。
“当然没有抓。几百工人帮她，把特务狠狠揍了一顿。”
提起妈妈，那个摇摇晃晃的破草棚，仿佛又在余新江眼前闪现了。他克制着自己，不愿多回想那些辛酸的往事，却想多知道她现在的处境。
“特务没有报复？”
“嘿，报复？你知道，有多少人支持她！关心余新江的人，支持她，关心成岗的人，关心老杨师傅的人，全都支持她！”“老杨师傅？”余新江的声音里带着惊诧。
“你不知道，老杨师傅就是许云峰同志呀！他在厂里作工时叫这个名字。提起老杨师傅，厂里的人，谁都想念他。他离开工厂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被捕的消息传到工厂，许多老工人都哭了。有些工人凑了许多东西，硬要去探监，跑遍了全重庆的大小监狱都没有找到。后来，秘密集中营的地址传出去以后，许多工人都想冒险劫狱救他。”“厂里稽查处没有发现？”
“想劫狱的人，也不止一个厂的人。许云峰同志在煤矿也工作过。消息传到了那里，矿上派人到厂里去联系过，把工厂里的枪支也拖走了一批。”
“有这样的事？”
“全厂都闹翻了，可是敌人有什么办法？从厂里进进出出的运煤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重庆附近大大小小的煤矿，也不知道有多少……”高邦晋说得高兴，轻轻地笑了起来。
余新江感到兴奋，工厂里的斗争不仅没有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同志们斗争得多么巧妙，敌人连一点影子也抓不到。可是，他很快又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来，忽然问道：
“老高，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记者，和工人熟悉。”
“余大妈现在的日子过得怎样？”余新江低声说：“她是我妈妈。”
“你就是余新江？”
“嗯。”
“呀！太巧了！”高邦晋兴奋地紧握着余新江的手说：“简直没有想到，会和你在牢房里见面！我在昏迷中，似乎听见有人叫你小余，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小余就是余新江，就是你！”
牢房里静悄悄的。学生们发出了均匀的鼾声，他们早睡熟了。现在，只有他们两人，还小声地喁喁谈心……高邦晋白天里的那种戒备情绪，完全消逝了。他显得热情奔放，见着余新江，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说，他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在报上公布了中美合作所秘密监狱的消息。事前，他为了防避敌人的突击检查，打清样时，没有拼排这些消息。等新闻处审完稿，报纸付印时，临时抽掉几条新闻，把它登了出来。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报纸独家刊载了“工人告全市同胞书”。这篇稿子，也是他到工厂采访时带回报社的。他被捕以后，受过几次毒刑，一是因为他事先保护一个叫陈静的女记者出走，事后又拒绝写信诱捕她；二是因为他拒绝说出那些消息的来源。
说完这些，高邦晋迟疑了一下，觉得可以大胆行事了，他机警地靠近余新江的耳边，用一种十分自信而且紧急的语气坚决地问：
“同志，我要找监狱党的负责人，必须找负责人。你能帮助我吗？”他这样做，似乎鲁莽冒险，但这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因为，用旁敲侧击等等老办法，都无从避免对方的警惕，所以特别顾问决心采取新战术，要他充分利用余新江思念母亲的情绪，在毫无思想准备的瞬间，突然地大胆突破对方的防线。只要运用得当，便可以迅速成功。
余新江想不到高邦晋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惊，立刻镇定下来，反问道：“老高，你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吗？”
“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前面，告诉地下党，否则，地下党几天之内就有遭受破坏的最大危险！但是，我的情报只能让监狱党的负责人知道，才能尽快通知出去。除了负责人，我对谁都不能讲！”
余新江犹豫了一下，从高邦晋的语气里，听得出来，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