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封人的三句祝词，的确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对于古代的人，这三祝当然是适宜的；对于现代的人，如果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这三祝也是适宜的。
一祝其寿。古代的人都很长寿，八十岁只能称为下寿，一百岁还只称为中寿，一百二十岁才称为上寿。华封人祝圣人寿，而尧以“寿则多辱”辞之。难道他们真的拘泥于寿夭的问题上吗？显然不是。把庄子《天地篇》的上下文连起来看就会明白。他是主张“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的，这是十分达观的思想。
二祝其富。人人都能过富裕的生活，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尧又辞之，因为怕“多事”。庄子解释所谓“事”是：“上治人者事也。”庄子用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去代替尧的思想，所以说出了“富则多事”的话。而华封人却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如果这句话里边不包括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那就是完全正确的。
三祝其多子。尧又以“多惧”为理由而辞之。似乎远古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害怕人口太多的样子。实际上人多力量大，这是真理。天下的事情多得很，只要有工作可做，人多又何必害怕呢？华封人说得对：“授之职，则何惧之有？”“职”就是工作的意思，并非都指的官职。所以说“天生万民，必授之职”。无论从事生产劳动或者担负其他工作，人人都有一定的职责。这种思想难道可以妄加非议吗？
至于说，“此三者非所以养德也”。这句话更明显的是庄子假借圣人以宣传他的主张。《天地篇》一开始就说：“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又说：“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又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这些都是无为而治的思想必然达到的逻辑结论。我们完全可以把华封三祝的思想内容，与庄子及其门徒的无为主义区别开来，而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华封三祝的某种积极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妇女节
说起妇女节，现在一般人只知道“三八”节，谁都不会想到中国古代也有妇女节。这个妇女节的由来，虽然带了很大的神话成分，但是它主要是以生产劳动、恋爱和婚姻问题为内容的。这个节日就是中国阴历的七月七夕。
汉代流行的《古诗十九首》之一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就证明，七月七夕的传说早在汉代以前已经很流行了，所以到汉代才成了诗歌。
传说中的牵牛和织女都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化身，特别是那个多情而又多才的美丽的织女，是最受压迫的勤劳善良的典型女性。由于她的深入人心的影响，就使得历来的人们都对她表示最大的同情。因此，在这个传说中，牵牛和织女本来是两个神化的中心人物，而在实际影响方面，织女这一典型的女性形象和人们对于她的同情，越来越居于主要的地位。牵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始终不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历史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各省份，民间的风俗居然直截了当地把七月七夕称为“女节”。这是很有道理的。
例如，河南省《宜阳县志》载：“七月七夕为女节，陈瓜果，祀天孙以乞巧。”陕西省《蒲城县志》又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为什么遇到这个女节，偏偏又要避它呢？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汉书》《天文志》也说：“织女，天帝孙也。”在传说中，天帝对于天女与牵牛郎的爱情，竭力加以阻止和破坏。他长年地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不让他们相会，仅仅在每年一度的七月七夕，才允许他们见一次面。鉴于织女的这种不幸遭遇，所以，民间父母对于新出嫁的闺女，每到七月七夕要把她接回家来，意思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夕之后强迫他们分开。
与天帝的残酷相反，天地间同情织女和牵牛的毕竟是多数。历来的传说中都特别夸奖喜鹊架桥的功劳，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说明连喜鹊都非常同情织女与牵牛，愿意为他们效劳。宋代罗愿的《尔雅翼》记载了历来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这里说的“河鼓”就是牵牛。民间故事还说，喜鹊的头所以会秃了，是因为天帝发觉它们去架桥，所以拔了它们头上的羽毛。这就更加表明天帝的残酷和喜鹊对织女、牵牛的无限同情。
传说中织女这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劳动巧手。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的妇女都要在七月七夕这一天，去向织女乞巧，希望她把女红技艺传授给世上的妇女。这里所谓的“巧”主要要指劳动技巧的巧，而婚姻匹配的巧自然也包含于其中。
有的人着重把男女相爱作为七月七夕的主题，尤其像唐明皇和杨贵妃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恋爱生活，也曾被人羡慕。然而，广大的妇女却是更多地重视天女的生产劳动。所以，晋代葛洪编辑的《西京杂记》中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从汉代以后，凡是七月七夕都有类似的记载，有的“穿九孔针”，有的“涤油器瓶罐之类”，有的“储露水作面”，有的“涤梳具并濯发”。总之，这些无非表明中国妇女勤劳操作的优良传统习惯。她们对生产劳动和爱情生活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而生产劳动实际上被看成是一切的基础。
这样看来，我们如果把七月七夕当做中国古代的妇女节，大概不能算是毫无根据的吧。
非礼勿
这个题目很像从前科举时代八股文的题目。考试八股文的时候，主考官出题照例不许越出《四书》之外。我现在的这个题目的确也出于《四书》。《论语》载，颜渊问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应该怎样解释？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我的题目的出处。
但是，我不打算讲八股文，更不想写八股文。如果按照八股文的规矩，这四句话除了视、听、言、动四字不同以外，非礼勿三字完全相同；题目既然只有非礼勿三字，那末，通篇文章就决不许涉及视、听、言、动的任何问题，而只许在非礼勿三个字上面做文章。因此，八股文完全是一种束缚人们的思想，消磨人们的精力的文字锁链，非彻底废除不可。
与八股文完全相反，我们却可以充分自由地议论各种问题。对于孔子这四句话，我们只取其相同的非礼勿三字为题，就可以概括视、听、言、动的几种意义在内了。
孔子说的话有许多是我们根本不能赞同的；但是，他说明克己复礼的意义所讲的这四句话，只要加以正确的解释，我觉得还有一些道理。
儒家历来对于“礼”字都做了特别的解释，有的讲得非常玄妙。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礼就是规矩、准则、法度的意思。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承认：“礼即理也。”这里所谓“理”也可以解释为法则和规矩。
不论做什么事情，总应该有一定的规矩，这大概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也有我们的礼，决不是只有古人才懂得礼。我们所说的礼，就是一整套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生活规矩。我们的社会生活规矩是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以此为根据，凡是违背这个准则，违背我们社会生活规矩的事情，都应该说是非礼的，因而都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这类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很多。例如，我们知道，保护国家机密，这是我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因此，凡是足以妨害和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地自觉地加以防止。那末，如何能够事先防止泄露国家机密的事情发生呢？这就必须经常地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特别是要具体地进行保密的教育，树立人们的保密观念，养成保密的习惯，并且规定保密的制度和条例。凡是不符合保密制度和条例的事情，我们都不应该去做，见到别人做了有害国家机密的事情，一定要加以劝阻和纠正。而这一切就成了我们的礼，人人就都应该养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良好习惯。
具体地实现这四句话是不容易的，非经过一番克己的努力不可。仍以保密问题来做说明，那末，我们首先应该做到非礼勿视。换句话说，国家机密的文件等等，如果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就不要看。有的人斤斤计较谁看了几种文件，把看文件当成一种简单的政治待遇，而不是严格地按照工作需要。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那些与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文件，根本不要过问，这才是非礼勿视的正确态度。同样，听到与自己工作无关的情况和意见，如果涉及国家机密，也应该自觉地制止。这就是非礼勿听。至于自己对于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国家机密的问题，除了按照一定组织的正式手续进行报告和反映以外，在任何地方也不应该随便谈论。这就是非礼勿言。最后，还要特别警惕，不要做出泄露国家机密的行动，比如遗失了机密文件，在同亲戚朋友通讯中暴露国家机密，以及其他泄露的行为。所谓非礼勿动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来，过去曾经被人轻视和批评的非礼勿这四句，如同孔子的其他某些语录一样，似乎还可以重新加以整理和诠释，找出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来。
事事关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多年，到现在，当人们走进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时候，还可以寻见这副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