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遗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璹的《醉翁窈事》一书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句读，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
不要秘诀的秘诀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新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推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早：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少少许胜多多许
“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作官的时候，寄给他弟弟信中的一段话。此信主旨是提倡写文章要痛快，道理要讲透彻，不赞成以不尽之言、言外之意来掩盖文章的空虚。但是，郑板桥处处表示他最讨厌那些颠倒拖沓的文章，连画画也不愿意浪费一点笔墨。他常说自己的画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
就我们现在的情形而论，提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似乎更加必要。虽然，郑板桥说这一点并非左丘明、司马迁、庄周、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本色，而只是他们的一枝一节好处；但是，这些古代的作家，又有谁见过或做过我们现在看惯了的长文章呢？因此，对古人说来不过是枝节的小事，对我们说来却变成一宗大事了。
当然，写文章一定要把意思说清楚，不要吞吞吐吐。而要说得清楚，却未必要用很多文字。宋代的曾南丰，对于苏老泉的策论文字有很好的评价，他说：“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等论，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辱而出也。”如此痛快透彻的史论，内容充实，即便写得再长些，人们也是爱看的。然而，只要读过苏氏父子的《三苏策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史论往往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夺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能行能止，而且行止适当，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每日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文字是可以省略而没有省略的，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对读者缺乏严肃负责的态度。鲁迅给《北斗》杂志的信，曾一再坚决主张，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必须反复看几遍，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作者不肯接受鲁迅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死都不愿删改。看来在这一方面今后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报纸刊物的编辑部特别要大胆认真地帮助作者删改稿件，要收集古今大著作家删改文章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最好要让删改者学习曾南丰，被删改者学习陈后山。
据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载：“陈后山携所作谒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因托后山为之。后山穷日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南丰就座取笔，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你看他们的态度多好！我们现在的作者，抱这船态度的能有几人？
很明显态度如何是受思想水平决定的。有许多作者不许别人删改文章，因为他觉得，只有反来复去阐述一个问题，才能把意思说透，而不肯努力提高自己的概括能力。其实不论对任何问题，概括的说明总要比详细的说明有力得多。与郑板桥同时的一位清代文人彭绩，写过一篇概括力最强的非常动人的文字，这就是他作的《亡妻龚氏墓志铭》。它写龚氏“嫁十年，年三十，以疾卒。诸姑兄弟哭之，感动邻人！于是彭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