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丝绸和瓷器，棉布才是大宗商品，而丝绸和瓷器总归是一种奢侈品，不是一般人能用的起的。
“不行，得让荷兰人从大明进口棉布。印度人棉布更便宜。是因为他们的棉花更便宜，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更便宜。也不是效率更高。”
在白银计价的情况下，大明拥有全世界超低的劳动成本，根本就不用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靠大量的压迫女工和童工才能将印度的纺织业打败，白银在中国价值的高估，足以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让西方人绝望，也让印度人望尘莫及。
但是印度的棉花产业是大明朝不能比的，这没有任何办法，就像桑蚕是中国人创始的，棉花一般认为是印度人率先种植的，连大明朝的棉花种类都可能是印度棉。
而且跟大明朝相比，印度人可能在其他方面不占优势，但是在耕地面积上却完爆大明，印度次大陆的条件得天独厚，拥有的耕地面积几乎是大明朝的两倍还多，而且种植条件也更好一些，根本就不缺水，又有更充足的日光照射条件，几乎是棉花最合适的生产区域。
棉花生产需要的条件无非是耕地、日照和灌溉，以及人力，这四种印度人都不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棉花价格比大明朝要低三分之一。
从拿骚哪里弄来的账本跟郑氏提供的大同小异，杨潮确信无误后，立刻跟拿骚商量起来，他打算打击印度人的棉纺织工业了。
要知道所有的工业国，工业化都是从纺织业开始的，或者说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无论如何努力，吐丝的桑蚕参量肯定比不上开花的棉花的，因此棉布价格更低，更适合普通人，生产规模也可以更大。
英国人当年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可不就是踩在印度纺织工的累累白骨上的吗。
国家之间也是讲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的，一个时代往往只有一个独领的国家，杨潮是不会让别人超越中国的，因此大明的纺织业一定要站在世界第一线。
“希望荷兰人能从印度进口棉花来大明出售。本督将对棉花进口采取免税措施。”
“同时将棉纺织品的关税降低到百分之十。”
杨潮立刻向拿骚抛出了这两个红枣，拿骚自然十分欣喜，他总是在苦恼中国需要什么，荷兰人能提供什么，现在好了，中国人自己提出了想要的。
拿骚趁势提出要求：“我希望大明能够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独家经营从印度到大明的棉花贸易！”
西方人的强盗逻辑让他们总是理直气壮的向东方民族提要求。
杨潮以前是从来不答应的，除非用对等的条件交换。
但是他这次破天荒的答应了。
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作为交换，荷兰人要减少从印度进口棉布，并且允许本督派人监察！”
拿骚又犹豫了起来，老实说他们跟印度的贸易额，可是比跟中国贸易额要大的多的，贸然断绝印度的棉服交易，损失太重大了。（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四节 会盟
新书求收藏：《大国崛起1900》
————————————
荷兰人跟印度之间的贸易，往往采用的是用香料群岛的香料换取印度人的纺织品，这种贸易中他们不需要有金银的交流，更受荷兰人欢迎，可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往往都是要拉来大批白银，让他们肉痛不已。
如果能向大明出口印度棉花，那自然求之不得，因为他们可以用香料向印度人交换，而他们的香料却无法在大明卖出印度那样的高价，因为印度人没有郑氏这样的海洋实力，无法直接从南洋进口香料，必须要他们来运输，价格是他们定的，而荷兰人如果在大明超高价出售香料，郑氏见到有利可图就会直接去东南亚走私，荷兰人可不想引来这头饿狼，因此对中国的香料贸易中，他们的利润率一直不超过百分之一百。
拿骚必须评估一下，放弃用香料换取印度棉布，而用白银来购买中国棉布，以及跟向中国出售棉花的贸易中东印度公司能不能平衡收支，同时用不用支付更多的白银。
这需要东印度公司很好的评估一下，不是拿骚一个人能做到的，因此他没有决定下来，而是要等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回复。
杨潮并不着急，反正这种贸易，往往是用年度来计算的，急不在一时。
反正除了出口，内需才是更重要的市场。
江南纺织业能够今年大爆发，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这些年杨潮不断扩军，而出于扶持大作坊的目的。基本上军队的订单都是交给大作坊生产的。这鼓励了一大批作坊扩张产能。松江府有千架纺织机的大作坊已经不下于十家。
另一个原因是整体经济稳定，也就是基本盘是好的，江南本就是一个大市场。杨潮毕竟制造了大量的货币，白银紧缺形成的经济影响比过去小多了，市场比过去活跃多了。稳定、活跃的市场，这就是最好的市场，是生产最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三个原因，正是湖南的恢复。让江南多了这个传统的大市场。
湖广一直以来都是江南产品的最大市场之一，徽州人几乎垄断了汉口贸易，汉口码头甚至被称作新安码头，新安就是徽州的古名和别称，徽商也被称为新安商人。
湖广的食盐、丝织品、棉织品基本上都是江南提供，而他们则向江南提供大米和木材，清军占领期间，湖广被从江南市场中割裂了，可是从去年孙可望等人收复湖南开始，湖南这个大市场就恢复了过来。而且压抑了好几年的需求十分强烈。
湖南人口数百万，虽然经历战争璀璨。但是需求是不变的，一经跟江南沟通起来，顿时就爆发出旺盛的需求，甚至在很多方面，湖南的生产破坏从另一方面产生了市场，比如湖南人需要重建家园，他们需要木材、砖瓦，同时又有大量的失业劳动力，这时候经营木材的徽商很容易就驱动这种需求。
他们招募大量的劳工进山砍伐湖广大山中的木料，少部分供应湖南本地，大多数反而运往江南，同时向湖南出售大量的食盐、纺织品等。
经济在内需、外贸的拉动下，形势一片大好，前九个月就让杨潮收获了三千万两税银，还有剩下三个月按照估计还能收到至少五百万两，总共三千五百万两银子，比去年足足多了一千万，这说明经济在今年已经全面复苏，而且增长的潜力巨大。
杨潮又打算出售四千万两的债券，来满足这个市场充足的货币需求，那么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七千五百万两，除了五千万两的军费开支，一千多万两的各项行政开支，最后还可能有一千万两的盈余。
放在以往杨潮肯定是不希望看到盈余的，肯定会临时决定让各地修修路等，但是今年他必须留下，因为明年就要发动北伐，他需要大量的积蓄来应对。
如果要北伐，就像今年被清军猛攻一样，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至少要支出五千万两，以现在的情况，明年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收入，可是有备无患，军事上第一考虑的总是安全问题。
而且一旦跟大西军势力达成了北伐的协议，弄不好杨潮还需要支援这只军队一些军粮，反正杨潮不愿意看到他们北伐的时候，通过抢掠作战，那样北伐成功了，北方也就没人了。
孙可望和李定国如果加入北伐，他们的兵力恐怕不会少于三十万人，以杨潮军队的标准，一个士兵每年五担军粮外加一担肉食，以现在的物价不会少于二十两银子，这还不算运费，要是水军运力紧张的时候，雇佣民船运输怕是还得增加额外的五两成本。
一个兵从宽考量，得二十五两军粮消耗，三十万人可就是七百多万两，这就占去了一千多万余额的一大半了。
所以该卖的债券，在不影响市场的情况下，继续卖，该储蓄的军粮继续储蓄，今年的目标是一千五百两盈余，外加两千万担粮食储存。
就在杨潮广积粮的同时。
已经派去了高规格的谈判代表远赴云南。
孙可望派出代表吴逢圣、李定国的代表龚彝，小皇帝派了首辅大臣文安之，杨潮则让许四男参与，四方在昆明会谈。
会谈内容主要有三项：
第一是希望李定国放回忠于孙可望的嫡系人马和大将。
第二是希望朝廷允许孙可望回到贵州。
第三是大西军和杨家军联合北伐。
第一项就很难达成协议，人马问题太敏感了，谁都不想抓到手里后还放出去。李定国收编了孙可望的余部后。将这些人马区别对待。让很多人都心寒不已，纷纷暗中联络孙可望。
原本的历史上就是如此，原本还对清军采取攻势的大西军，因为这种人心不齐，战斗力大大降低，结果让吴三桂完全压制住，将李定国打到了缅甸去。
杨潮自然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因此极力主张不损伤北伐力量。让各自的人马归心，让李定国的归李定国，让孙可望的归孙可望。
李定国态度十分激烈，认为这是杨潮在压制他，摆开了不友好态度，甚至在滇桂边境开始部署军队。
许四男针锋相对，告诉李定国，杨家军有百万大军，湖南、广西就不少于二十万，随时可以攻击云南。李定国不怕，但是小朝廷怕了。文安之从中安抚，大家都是抗清的力量，都是忠于朝廷的，不要自相残杀。
连小皇帝都出面安抚了李定国一番后，李定国才勉强接受了放孙可望旧部归于孙可望，但是在贵州问题上却决不妥协。
认为放孙可望回贵州，等同于在卧榻之侧放一头豺狼，小朝廷完全支持李定国的观点，他们也不想看到孙可望在回到贵州后向云南发动攻击。
文安之表示，既然是齐心合力北伐，那么何苦争地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都是天子的，大家都是替天子守土的，切莫有割地自雄的念头。
一番交涉之后，许四男也说服了孙可望以收回旧部为重，之后再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