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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你去，”欧阳健说，“重庆不是蛮好吗？青山绿水，早出晚归。朋友这么多，周末看父母，天伦之乐，干吗要走？”
项茹梅气得给倪和平打电话，不知道是诉苦还是求救。这一天倪和平往欧阳健办公室打电话，问欧阳健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欧阳健说，“她这山望着那山高，都四十岁的人了，折腾什么呀。”
倪和平做自我批评，说都是她那套化妆品惹的祸。
“快别这么讲，”欧阳健说，“这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一个借口，欲加治罪何患无词。其实是我自己对当副局长一点兴趣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跑官’。当时你给我那套化妆品的时候局长在场，如果他要有意提拔我，这事还用‘调查’吗？如果我要是想当官，回头转手就送给局长夫人，不是顺理成章吗？”
“还是怪我，”倪和平说，“你说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起来拿两套，一套给项茹梅，一套给局长夫人。”
“凭什么？”欧阳健说，“拍马屁也轮不到你呀。”
“也不是拍马屁，”倪和平说，“要说这化妆品我家里多得是，多拿几套也无所谓。”
倪和平这样一说，欧阳健突然似乎动心了。是啊，凭什么她家化妆品用不完，而我们家用一套就要被审查？项茹梅问的好，难道真是我们学历低能力差吗？不是。难道完全是家庭背景的缘故吗？也不是。王思蜀该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了吧，不也是去珠海了吗？同样是当科长，在重庆和在深圳的收入相差那么大。既然如此，我干吗一定要拒绝去深圳呢？
这么想着，欧阳健就问：“深圳也不是那么好进的吧？”
“当然，”倪和平说，“不过凭你的学历和专业，这边我帮你想想办法，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过了几天，倪和平又来电话。这一次是直接打到他们家，项茹梅接的电话。项茹梅在电话里面热情了半天，问：要不要找欧阳健说话？
“跟你说一样。”倪和平说，“要是过来只能当老师，你们考虑一下，如果行，就从区教育局开证明，证明欧阳健有实际教龄。”
“这个没问题，他本来就是当教师出身的。”项茹梅说。说完之后，觉得分量不够，又补充一句：“不用考虑了，只要能去就行。”
倪和平愣了一下，说你们还是考虑一下吧，这是大事，考虑好了明天答复我。
放下电话后，项茹梅把情况对欧阳健说了。
“教师的待遇怎么样？”欧阳健问。
“再怎么样也比重庆好。”项茹梅说。听口气她像是老深圳。
欧阳健没有说话。第二天上班给倪和平打了个电话。倪和平说：教师的待遇并不比科长差。
“那就去吧，”欧阳健说，“去了至少随了项茹梅的心愿。”
“那你自己呢？”倪和平说。
“我无所谓，”欧阳健说，“反正在哪里都差不多，饿不死一个科长，也撑不死一个教师。”
“行，”倪和平说，“你有这个思想到哪都行。”
在欧阳健正式调来之前，他们夫妇还专门来了一趟深圳。欧阳健要来面试和考试，项茹梅跟着过来看看。欧阳健的面试和考试当然没有问题，只要大学文凭没问题，考试一般都没有问题，至于面试，只要主考人员不是嫉妒他，欧阳健的形象到哪里都不会成为问题。项茹梅这边当然更没有问题，事实上，她一到广州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深圳了。在广州，韩凯到车站来接他们，手里竟然拿了一个大哥大，想一想在重庆，BB机还是个稀罕物，他们科那个声称老公很有钱的女人买了一个，十天半月也不响一次，弄得她自己都不好意思，有时候干脆自己呼自己。
“你都有大哥大了？”项茹梅羡慕地说。
“这算什么，”韩凯说，“深圳那边已经有折叠式的了。”
说着，韩凯还把砖头一样大的大哥大递给项茹梅，并且告诉他怎么用。项茹梅当场用它给他们办公室那个有BB机的女人打了一个传呼，女人见大哥大呼她，顿时惊呼得整个科室像炸锅，一回电话，是项茹梅，呆了。
欧阳健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项茹梅的工作不好落实，项茹梅的学历有“污点”，前面加了“工农兵”三个字，曾经是多么耀眼的三个字呀，如今竟然也成了“污点”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不对口。项茹梅学的是炼铁，深圳没有炼铁厂，好不容易在蛇口找到一个“华美钢铁公司”，人家不炼铁，只做轧钢。在外行看起来，炼铁轧钢差不多，可是在内行人看起来，那完全就是两回事，就像学建筑学的跟学土建的不是一回事一样。再说，华美公司俏着呢，本科生硕士生能不能进来还两说，哪能轮到一个四十岁的女工农兵大学生。项茹梅跑了两个月，心有点凉了，大骂深圳是骗子，把她老公骗来了，却不能按解决夫妻分居的政策来解决项茹梅的工作。
“这正是深圳的优势。”欧阳健说，“要是深圳还搞内地哪一套，她怎么会开出比内地高那么多的工资？深圳政策是效率政策，只有高效率才有高速度，也才能有高收入，但是高效率就必然要破坏以前一些看似非常具有人情味的非常公平合理的规矩。”
“你少跟我说大话。”项茹梅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要是你自己闲在家里两天看看。”
欧阳健说：“你要是能养得起我我巴不得闲在家里。在家里多好，看书写字拉小提琴，神仙过的日子，可惜没福气呀。”
“你少说风凉话！”项茹梅吼起来，“我项茹梅不是那种要男人养的人。”
欧阳健见项茹梅一吼，不敢出声了。欧阳健不明白，自己现在一个人的收入比他们当初在重庆时候两个人都高，项茹梅还那么着急上火做什么。
项茹梅给王思蜀打电话，项茹梅只能给王思蜀打电话，她不好意思跟倪和平说什么，怕倪和平误会，误会她是变相地埋怨倪和平没有为她的工作出力。
王思蜀说：你既然人已经来特区了，就要按照特区的现实去思考问题，不要老是想着铁饭碗。找工作是你自己的事，特区政府不可能包办这件事情。
“自己找工作？”项茹梅问。
“是啊，”王思蜀说，“自己找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自己找的呀。”
“工作还能自己找？”
“是啊，这里的工作都是自己找呀。”
“不对。”项茹梅说。
“怎么不对？”王思蜀问。
“欧阳健的工作是自己找的吗？”项茹梅问，“倪和平的工作是自己找的吗？他们不自己找，干吗要我自己找？”
王思蜀静了一会儿，说：“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项茹梅问。
王思蜀又停了一停，想着怎样说才能不伤害项茹梅，但是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不明说项茹梅不明白，要明说就不可能不伤害她。
“你说呀，”项茹梅说，“你怎么不说了呀？”
王思蜀想，伤害是必然的，不是我伤害她，是她自己的思想与现实不适应，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就必须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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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蜀说：“你跟倪和平怎么能比？你是高干子女吗？你老公家是高干吗？当初倪和平能够被特招到部队，你怎么不去，欧阳健怎么不去？再说倪和平是什么时候来的特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特区？今天的特区还是十年前的特区吗？”
“我不说倪和平，”项茹梅说，“我说欧阳健。”
王思蜀吸了一口气，说：“欧阳健怎么了？欧阳健是正儿八经的本科大学毕业，你是吗？欧阳健是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你是吗？特区有那么多的学校，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对口的专业，你能找到炼铁对口的专业吗？”
王思蜀这番话确实是伤害了项茹梅，至少是短时期内伤害了项茹梅。项茹梅听完这番话，没有吱声，甚至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就自己茫然地搁下电话。
项茹梅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她知道王思蜀说得对，她跟倪和平没法比，跟欧阳健也没法比。欧阳健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的，而自己如果不是推荐上了工农兵，恐怕这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的门。这就是差别，不承认不行，不服不行。再说欧阳健是男的，是男的四十多岁就是正当年，是女的四十多岁就是老女人了。这个社会一天到晚强调男女平等，甚至还专门为女人准备一个节日。其实越是强调男女平等就越是说明男女不平等，如果已经平等了，还要强调什么？联合国是最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每次开会都说要保护妇女儿童，看，把女人跟小孩都归到一类了，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有平等吗？再说联合国下面有差不多两百个主权国家，“平等”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有几个国家是女人当总统了？现在不是一天到晚说实事求是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实事上求是？
项茹梅在这样发愣的时候，女儿放学回来。女儿喊妈妈好，项茹梅一把搂过女儿，说妈妈不好。女儿问妈妈怎么不好？项茹梅说妈妈不该把你生成女儿，应该把你生成儿子。女儿听了也糊涂了。
项茹梅想到了回去，项茹梅的关系还在重庆，现在要回去还来得及，但是她有脸回去吗？一说跟老公来深圳，在同事的眼里不亚于出国，一个个羡慕的不得了，连领导都立马露出一副巴结像，仿佛项茹梅不是去深圳，而是调到上级主管部门主管组织工作。那个天天声称自己老公很有钱的女人，在项茹梅面前自觉地矮了三分，见到项茹梅比见到领导都笑的灿烂。项茹梅现在能回去吗？再说欧阳健和女儿在深圳，她能回重庆吗？
项茹梅整整当了两天的贤妻良母，每天把老公和女儿的饭做好，等欧阳健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