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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角落里放了一个精致的原木相架，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想必是于熙最近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明澈的湖面，于熙半倚在湖边的石头上，笑得嫣然。整个人看起来丰盈了许多，全不似当年的纤弱，面孔里却分明还透着当年的玲珑。十年前那个在我旁边啃着铅笔写作业的小女生，已经出落得婷婷。
从于熙家里出来，那种恍然若梦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想起了自己这十年，生命中遥遥无期的总是宿命的漂泊，不期而至的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
那个春节并未见到于熙，三天后她回来的时候，我已在回广州的飞机上。
时有忘记（四）
四月近尾的时候在珠海开会，葛林打电话来说于熙过几天结婚，问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
我跟葛林说这事儿差点给忘了，你等会用短信把她手机号码发给我，我有空打给她。还有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顺便帮我送份礼金，就说我身在他乡不能赶回去喝喜酒……
葛林打断我的话说，放心吧，这些客套话我知道怎么说，还有什么事儿，我急着去厕所。
我说没了。葛林挂了电话。
晚上躺在宾馆里看电视，忽然想起白天的事儿，按着葛林给的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声音粗壮的男人接的，正犹豫着是不是葛林给错了号码，那边说话了：“你找于熙吧，她在洗澡，一会我让她给你打回去。”
我应声说好，电话挂断。
没过多久，电话打了过来。
“你好，哪位？”是于熙的声音。
“是我。”
“你是哪位？” 于熙大概是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这声音是谁的。
“高翔，你初中时候的同桌。”
“啊哈，原来是你啊，都好多年没见了，怎么样，在外面发财了吧？听说你现在成了一作家，出了不少本书吧？” 于熙听出我的声音马上换了一副热情的腔调，只是这腔调里多多少少透着点让人厌恶的世俗。
“什么作家啊，就是一个卖字的，书没出一本，钱也没挣多少，白头发倒是一根也没少的长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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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听葛林说你过几天结婚？打个电话恭喜一下！”
“……”
放下电话，掩饰不住的失落瞬间升华。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名字，除了声音，刚才和我通电话的那个人，怎么也联想不到那个曾经和我们坐在木桥上听《烟火》，听《如果明天能再相聚》的小女生，时间在命运的年轮里划过，物是人非的今天，就连那些属于彼此的最初记忆，也变得残缺不全。
酒店楼下是一条喧闹的街，一家唱片店正在放小刚的《黄昏》，忘了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老狼又出了新专集，就跑去问带眼镜的唱片店老板有没有那本《晴朗》，老板说之前进过，不好卖，现在没多少人还听他的歌，后来好不容易才低价处理掉。随手拿了几本周杰伦、阿杜和王力宏的CD，说这几本卖得很好，买张回去听吧。笑着冲老板摇摇头，说我还是自己看看。
整齐的货架上，再也见不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那时候我们听崔建，听罗大佑，听小虎队，听高晓松，听黑豹，听张雨生，流行音乐于我们的意义不止是娱乐，而是陪伴，是见证，一串串跃动的音符里，记载着我们含笑带泪的青春。很多年过去了，崔建老了，罗大佑混到了北京，小虎队散了，高小松跑去拍起了电影，街头巷尾再也难听到黑豹《无地自容》的咆哮，张雨生97年出了车祸，随风飞远就没能再回。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旧了的声音，沿着记忆溯回过去，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曾经。
可是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时有忘记（五）
七月葛林到深圳考察，半夜打电话来说他在深圳，还说本想到广州看看我，可惜明天晚上就要坐飞机回去，怕时间不够，末了问我要不要来。
第二天我匆匆忙忙坐最早一趟快速列车赶到深圳，在华侨城见到了葛林。他理了平头，穿了件白色衬衣，身边跟了个二十出头眼神暧昧的女人，简单打量了一下，长得还行。
葛林指着身边的女人介绍说，这是他同事。
我将信将疑，懒得多问，带他们去逛世界之窗，葛林抵死不肯和“女同事”合影，说什么还是不照了，流传出去影响不好。心想这小子越来越圆滑，大概是怕将来落下证据。
下午的时候他打发女同事回宾馆收拾东西兼买机票，我们两个在华强北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一会。葛林望着马路对面的赛格大厦不无感慨的说：“现在想想，真羡慕你们这些在外面闯荡的人，来去自由，视野开阔，这才叫生活。”
我说：“真正让你来过这种生活怕你又受不了，马路虽宽，楼虽高，可你还不是要拼命挤车，然后回租来的房子里吃饭睡觉，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情去留意眼前这花花世界。哪像你，出门有车，回家有房，还有人围着你阿谀奉承，神仙般的生活，知足吧你。”
葛林说：“你有所不知，我也是有苦难言啊，我算什么？就一个屁大点小官，整天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的都是领导，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稍有不周就有脸色看。工作太积极了人家说你出风头，工作不积极了人家说你拖后腿。抛开这些不说，就说找你办事儿的人吧，人家拎东西来了，不收吧，别人都收你不收算怎么回事儿？收了吧，又怕有朝一日牵扯进去，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所言的种种想也想象得到。于是端详起眼前这个当年和自己一样细胳膊细腿的兄弟，有些虚脱的身子陷在沙发里，夹着烟的手指被熏得有些发黄。领口上方裸露的脖子上过早的出现褶皱。
四目相对无言。我们自打懂事起便在欲望的沼泽里挣扎，寒窗苦读是为了毕业后能有份好工作，努力工作是为了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好不容易不用每个月为吃饭穿衣发愁了，以为终于可以洗脚上岸，衣着光鲜地去生活，谁知一脚踏出去是更深的泥潭。人一旦拥有了某些东西，也终将被他所拥有的东西束缚住，谁也不能免俗。
“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活？”葛林问我。其实我又何尝知道，但在那一瞬间忽然想起了在北京时认识的一个知名记者说的话。把它改了改说给葛林，我说：“中国人最可悲的就是缺乏信仰，你一旦没了信仰，也就没了行事的标准，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把法律作为行事的标准。”“法律是河，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
葛林听了一惊，继而愣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回不过来神。
时有忘记（六）
再一次见到葛林，依然是春节，依然在老地方，只是这“三鲜饭店”大概是易了主人，招牌改成了“宏运酒家”，里面也重新装修了一番。
坐下不久，葛林便说，于熙家里出事儿了。
我忙问怎么了。
他说，于熙老公那个当司法局长的爸爸因为受贿进去了，被判了无期徒刑，家里财产全部没收了，于熙他们住的房子开的车户主都记在他爸身上，也给一块儿没收了。
他说，他们从原来住的地方搬出去之后在市郊租了间小房子住，去看过一次弄得很惨。
我惊得嘴张了半天才归位，忙问：“什么时候的事儿？”
他说，就前不久，一个月还不到呢，他听说的时候吓了一身的冷汗。
我说这感情归感情，于熙遇到麻烦，能帮就帮一下，帮不上忙也没办法啊，至于吓一身冷汗吗？
他刚想开口说什么，服务小姐端着菜进来，一句话又咽回去，服务员走后我问他刚才想说什么，他吞吞吐吐的，最后什么都没说。
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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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天葛林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天冷，我也索性呆在家里看碟片，很少出门。母亲三番五次地在我面前说邻居谁谁的孩子结婚了，人家比你还小两岁。谁谁的老婆生了个大胖小子，把他妈乐坏了……明知母亲是盼着我早点结婚，却总是左躲右闪，避而言他。母亲见孩子大了，不再像从前那么言听计从，于是轻叹一声，黯淡了神色去忙手里的事儿。
一天深夜睡得正香，被电话吵醒，在黑暗里摸索到手机，迷迷糊糊接了，那边却不说话，于是挂断，倒头继续睡。
一分钟后电话又打过来，接了电话正要发怒，对方说话了，是葛林。他说，我想跟你说说话。我强忍着睡意披着被子坐了起来，告诉葛林有话就说。
葛林声音惶恐，他说：“这一个来月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做噩梦，头发掉得厉害，有些话想跟别人说，又不知道该跟谁说，想想还是你吧，十多年交情的朋友就剩你一个了。”
他说：“我早就料到于熙那个做局长的老丈人会出事儿，可没想到这么快。半年前为扶正的事儿找过他帮忙，当时他的一个老战友在我们那儿管事儿。事儿办成了，也给了他好处。如今他进去了，我总担心自己的事儿被查出来。”
我刚想骂他糊涂，转念一想骂又有什么用，事已至此。于是安慰道：“他不是已判完了吗？那说明案子已了结，人家不会再追查这件事儿。再说你那事儿也不是很严重，就算真的东窗事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葛林说这个他也知道。可他说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送去读书，自己又辛辛苦苦混成今天这样儿，一想到这所有的一切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就会浑身颤抖。
一瞬间我仿佛看得见电话那端葛林眉头深锁的痛苦表情，他用一种绝望的眼神望着我，等待着我的答案。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自己也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里面。
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那三个坐在木桥上听《烟火》的懵懂少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们所期待的生活会是今天这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