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逼临真镇；我们90师首当其冲，直扑金盆湾。师长陈武传达了胡宗南的命令，我师以53旅和61旅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师部随61旅前进。像每天打恶仗一样，胡宗南最信任的第1 师，不过是我们叨师的“跟屁虫”，我们在为他们开辟前进道路！
3 月15日：我们部队在向金盘湾前进，但找不到一个老百姓，摸不到共军情况，侦察小分队派出去几次，都被边区民兵给吃掉了。搞不到情报的部队，真成了睁眼瞎子。先锋两个旅常遭共匪袭击，几次摆开阵势想打，共匪又不知去向，不想打，却处处挨打，真憋死人了！
3 月16日：共军主力撤退，部队总算到达金盆湾。金盆湾太可怕了！到处埋有土造地雷，进攻的路上，部队不断发生触雷现象，常被炸得人仰马翻。进入驻地后，房屋、窑洞、门槛、坑道、水缸、门框到处都埋有地雷。部队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死亡的威胁。
下午1 时，左路61旅攻至金盆北侧松树岭高地。遭到解放军教导旅的反击。胡宗南来电：让整个团发起集团冲锋——这种瞎指挥的人海战术，说明胡宗南的急躁和无能。结果，虽然攻占了松树岭高地，但伤亡很大。先锋团伤亡一大半。我们整个师，只前进了20华里。
右翼27师，总算到了临真镇，而左翼第1 师，才进入金盆湾川西高地。
3 月17日：董钊奉命调整部署：第一师为左纵队，从延安大道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我90师为右纵队，沿金盆湾地区以北攻击前进。27师突然变成了预备队，由临真镇往我们金盆湾方向推进。胡宗南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师仍以53、61两个旅，分作两个纵队攻击前进。正面还是解放军的教导旅在坚守阵地，竭力阻击。两旅逐山争夺，战斗甚为激烈，伤亡400 余人，前进仍非常缓慢。
3 月18日18时，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下达了彭德怀的命令：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7 天7 夜的抗击任务已经完成，今晚22时，将所有部队撤至青化以东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遵照命令，指战员们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走一步，回头望一望，嘴里默念着：“再见吧延安，不久，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缓缓地向预定地走去。
5．胡宗南的“赫赫战绩”
1947年3 月19日，日头已经过午。国民党军整编第叨师第53旅、第61旅的人马乱糟糟、闹哄哄地挤在宝塔脚下。
巍巍宝塔，依然屹立挺拔、翘首远眺，仿佛对这些不速之客不屑一顾。
雄雄宝塔山，怒而不语，只是默默忍受那肆意的践踏。
整编第90师代师长陈武，举起望远镜，看着西山那边的乌压压一片、混杂无序、聚集在半山腰，只是放枪，不敢前进的国民党整编第1 师第1 旅攻城部队，嘴角拉得老长老长，轻蔑地说：“瞧这副熊样，还他妈‘王牌军’呢？丢他娘的份！”
瞄了身旁的参谋长一眼后，陈武继续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在玩弄诡计方面有一套，但指挥打仗只是个连长的材料。这话，现在看来一点儿不假。还有董钊，今天我看他的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个排长，根本不是军长的料。你瞧，如果山头上人家共军有大部队，这时候来个出击，他这张‘王牌’就要完蛋。到那会儿，他俩哭爹都来不及。”陈武发泄着几天来的满腹积愤与牢骚。
直到下午3 时，在七八架低飞盘旋的蒋机掩护下，国民党军的整编第1 师才由其第1 旅打头，畏畏缩缩地进人延安城。
面对早已人去室空的街巷、窑洞，这些国民党兵如临大敌，如履薄冰。阵风吹动店铺的标牌，他们会立时一通机枪狂扫；登檐扑扑而飞的惊鸡，他们也要随即卧倒仓惶射击；就是街旁巷口的土堆柴垛，也被他们看作暗藏机关。
待到确信没有伏兵，没有雷阵后，这些洗财心切的国民党军官兵，才放肆地争先恐后地抢掠起来。
然而，当他们撞开院门，砸开门销，闯人屋内搜寻时，看到的只是整整齐齐、明亮晶光的桌椅板凳和空空的箱子缸罐。
一无所获的国民党军官兵，气急败坏地报复这座空城。他们砸破水缸、菜罐，毁坏家什，打碎窗子，拆走门板，点燃房屋，无所不用其极。
延安市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墙报，有的被揭去了，那些揭不去，刮不下的就用白粉、墨水覆盖，或被重新刷上他们的标语。
市政府机关的门额，被涂改为国民党“肤施县政府”字样；新市场大门楼上，挂起了“除匪安民”的横幅。
延安城笼罩在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之中。
就在国民党军肆意作践延安时，国民党空军西安指挥所的电话铃响起来，正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相并而坐，不知谈论着什么的范汉杰，急忙起身去接。
范汉杰时任国民党陆军部副司令，主要分管国民党军队的教育训练。3 月初，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陆总徐州司令部，要他兼任郑州指挥所主任。
正当范汉杰在郑州部署部队时，突于3 月10日接到胡宗南由西安派专机送去的亲笔信，告知其蒋介石要他去西安协助胡宗南进攻延安，主要任务是专任蒋与胡之间的电话的传达和联络。信上还讲，陕北战事关系重大，务要他乘原机即刻动身去西安。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统帅部的急电也送到了范汉杰手上，命令他马上奔赴西安尽职。
突如其来的任务，使范汉杰毫无考虑的余地，他向徐州征得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同意后，即于3 月11日晨飞往西安。
当时，西安绥署和国防部一般参谋机构的联系，是由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负责的，范汉杰的任务是，在专线电话架设好之前，只专负责蒋介石和胡宗南之间的直接联系。为力求通讯联络便捷，范汉杰和王叔铭一起住在空军西安指挥所内。
“汉杰尼吗？”范汉杰抓起话筒，便听见蒋介石那掩饰不住喜悦的声音。蒋介石从西安空军提供的消息中，得知延安已经到手，因此兴奋异常。
范汉杰习惯性地两脚一磕，立正回答：“卑职恭听，请委员长训示。”
“共匪首的老巢已经攻下了，你知道吗？”蒋介石还不知道范汉杰与王叔铭就同住在空军西安指挥所里。
范汉杰回答：“已听到空军方面的空中观察报告了。”
“知道有哪些重要缴获吗？”蒋介石急不可耐地追问。
范汉杰说：“现时还不清楚，陆军方面的报告还没有来。”
“此事至关重大，有情况尽快告我。”蒋介石既是命令又不无责备地说。
“是，委员长，学生一定尽职。”
放下电话，范汉杰冲着王叔铭摊摊双手说：“怎么办？南京着急了。”
王叔铭却不急不忙地说：“你才晓得呀！前两天陈诚来电话，悄悄给我讲：校长现在对你们那边可是跷足以待，寝食不安，度日如年啊！”原来，自从胡宗南进攻延安打响后，坐镇南京官邸的蒋介石，就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希望听到攻占延安的消息。
胡宗南曾几次对蒋介石大夸海口，说什么要奇兵突袭，三天拿下延安。蒋介石当时就不十分相信，曾对总统府长官吴忠信说：“三天，谈何容易？我看五天能攻下延安就不错了！”
果不其然，蒋介石守在电话机旁，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强烈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刚刚攻占甘泉县的峻山。”第五天，国防部又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就这样，蒋介石耐着性子等了七天。
苦苦企盼中的蒋介石，当得到空军方面的观察结果，获悉胡宗南军队已攻人延安城内后，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又怎么能不急于知道更多的情况呢。
之后，蒋介石频频打来电话，急急催报有关情况。范汉杰连连询问胡宗南，可胡总是含含糊糊，只推说还在清查之中。这可害苦了专侍蒋胡之间传呼电话的范汉杰。
后来，范汉杰在追忆这段历史时，曾写下这样三段文字：“这时的蒋介石，犹如秀才待榜，怀着满腔希望和焦虑的心情，不断地打电话追问清查的结果。不仅向我追问，也向王叔铭追问，问题的中心集中在‘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有中共首脑人物和重要的有关中共党政军文件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如何？’所有这些，我也只能向胡宗南追问。可是天晓得，我问胡，胡也答不出。因为他们既没有虏获到什么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更没俘获到什么首脑人物。延安的空室清野很彻底，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不但处在第一线后方的胡宗南得不到情况，就连董钊、刘勘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同样也得不到情况。
“解放军和中共的首脑人物究竟到哪里去了？谁也无法答复。尽管胡宗南谎报俘虏5 万人，蒋自然知道是假的。蒋所要追问的是更为具体的情况。在蒋心目中的事，虽他并没有明白说出，我也知道几分。因为战事连连失败以来，多少有些顽固分子埋怨在重庆谈判时，不应该给毛主席以‘龙归大海’的机会。现在蒋之如此关心中共首脑人物，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那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再三追问的结果，竟使他由失望而感到烦躁。为了掩饰他那种复杂的心情，他渐渐把追问的重点转移到‘虏获了什么重要文书、档案、方案、计划、命令’等等上面，再三表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并着重指出‘一定要查明共军的去向。’所有这些，我和胡宗南也都是苦心追求而不能答的，只好一概往后推，事实当然还是失望。我当时被卡在蒋介石和胡宗南之间，真是一问三不知，弄得非常尴尬，狼狈不堪。”
范汉杰遭枷板罪之日，也正是胡宗南大胆“创作”之时。
坐镇洛川的胡宗南，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已经占领延安的电报后，乐得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急急忙忙朝前线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