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特别在华盛顿，人们对密谋集团的命运的态度是冷漠的，人们只对隆美尔表示钦佩和哀悼。他被迅速地送回国内——他的卫兵听说“鱼叉”和党卫军都在追踪他——他被送加往家中养伤。他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下了他对非洲的失败归罪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给他足够的军需品。直到最后，他一直不知道是“超级机密”使他吃了败仗。关于在法国的战役，他争辩，“我的任务被希特勒限制得如此之死，以致于任何一个军士长都能干我这个差事。”他从来没有承认他上了当，被人用优越的战略打败，他只评论道：“英国人用精心策划的狡诈的方法打仗。”对整个战争，他的结论性的看法是“毫无意义，没有目的。”被霍法克抬出也参与了密谋集团阴谋的隆美尔于1944 年10 月13 日接到命令，叫他到元首大本营报到。他拒绝前往。第二天两个最高统帅部来的将军到了他的家。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发现他的父亲脸色苍白。隆美尔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母亲，我将在一刻钟内死去房子已被包围了，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他接着说：“‘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三秒钟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例行措施，那种措施对你是不利的。他们也将放过的我参谋人员。”陆军元帅把他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亭格叫到面前，说：“我将得到国葬的待遇。我已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十五分钟之内，你将从乌尔姆的瓦格纳后备医院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在去一个会议的路上死于大脑栓塞。”隆美尔坐进将军的汽车里。二十分钟后，他的别墅里的电话响了，他死了。随后隆美尔夫人接到希特勒这样一个电报：“您的丈夫的死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提出英国战略的丘吉尔，由于在战争结束后的选举中失败而失去政府职位；但他后来又重新掌权，肩负着帝国的瓦解和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衰落的责任，而这两种情况，他曾声称他绝不允许发生。从十分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他打了胜仗，却输掉了战争。盟军赢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使用了他的计谋和特珠手段。虽然丘吉尔自己对战争的叙述和其他人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人大上盟军的当，特别在“尼普顿”期间，但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如何地使德国人上当。
“尼普顿”战略和策略几乎在一出现就被包藏在神秘之中。这种神秘是由英国人制造的。美国人有意公开他们如何取得胜利的秘密，而英国人注目于未来的政治现实。温盖特解释道：“我们不想让《读者文摘》刊登文章，谈论盟军如何智胜德军参谋部的，我们感到我们可能不得不与苏联总参谋部较量一番。”尽管一切都保密，但没有人怀疑盟国战略和战术中“杰伊”、“卫士”和“坚韧”的重要性，它们导致盟军在诺曼底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
艾森豪威尔留下了几篇证词，叙述了围绕登陆日进行的掩蔽战的技术、手段和险恶的用心。在1945 年向国会作的报告里，他说，盟军在登陆日“取得了我们事先想也不敢想的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他在1944 年7 月6 日给马歇尔的一个秘密电报里说，“坚韧”和“卫士”一直“非常有效”，诈骗战“赚头很大。”在给最高司令官的关于“坚韧”的报告中，布莱德雷由于感动而写得更为详细：
“‘坚韧’行动的目标在于在入侵的最初几个关键月份里牵制至少二十个师驻守在加来地区的敌军。它使敌人相信——并作出反应——一系列时间上精心选择的假象，它们中最有效和最起决定性的是使敌人认为，‘尼普顿’本身只不过是对加来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前奏它有效地影响敌军指挥官们的决策，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这样的历史性记录，即敌人只能逐个地投入他们的部队——由于坚信加来地区更为危险而无法对诺曼底的战役作出决断。”特别计划处的哈里斯和英格索尔密切参与了“尼普顿”的战略和战术诈骗行动，在一篇给联合保安处的题为《对欧洲战场诈术的估价》的报告里，他们承认他们“刚参与在英国进行的诈骗行动的时候；对它们是否疑虑重重。”事实上，他们成功地破坏了第一个掩蔽“尼普顿”的计划。但现在，他们关于“坚韧”的报告说：“毫无疑问，由于成功地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第一个目的——巨大的损失被避免了。”但他们接着说：
“在‘坚韧’行动取得巨大的胜利后，在大陆战役剩下时间里，诈术方面的行动只取得了部分的或不足道的成功，再没有发动全面的战略性诈骗行动。在战术诈骗行动方面，尽管在对敌人情报的操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成功，但许多机会被错过了。”随着胜利的到来，策划“坚韧”的秘密机构——伦敦监督处、特种战委员会和双十委员会——被解散了，至少被官方解散了。但比万保持着伦敦监督处的存在，办法是每年在他的俱乐部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宴会。
他同时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分外困难，因为他让伦敦监督处及其外围组织的每个成员立誓决不公开讨论他们干的究竟是什么。直到1970 年，这个禁锢才开始打破，但也只是部分地。比万重新担任了他在伦敦内政的工作，任枢密顾问。温盖特成为黄金委员会的主席、商人和作家。但有什么事情使他相当不痛快，他有时说：“为皇上服务得到的只是尘土和灰烬。”他安静地住在一幢漂亮的乡村别墅里，这个别墅位于威尔特郡一个村庄教堂的尖塔下。
马斯特曼重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先后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伍斯特学院院长，惠灵顿学院董事、伊顿公学评议员。他被授予南斯拉夫国王皇家勋章。
七十年代初，他关于双十委员会的题为“1939 年至1945 年战时诈骗系统”的报告由那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畅销书。
伦敦监督处的其他成员中，弗利特伍德·赫斯基思当选为议员并成了北梅尔斯庄园的主人。鲍默以少将军衔退役，成为华盛顿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业家。怀尔德在他的骑兵俱乐部度过他的晚年，躲着历史学家们。弗莱明从容地死在松鸡禁猎地里。克拉克像以前一样神秘莫测，很难得出现在他的小圈子外，也很少说话。安德雷德有时出现在他的俱乐部里，他讲授物理、数学和哲学，讲授时有点疯疯癫癫——他的学生们这样想。但事实上，他将成为世界上两个第一流研究所的所长，这两个是戴维·法拉第研究所，另一个是皇家研究所；他同时成为皇家协会理事会成员之一。就这样，这些曾经制造了那么多混乱和破坏的人都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而且他们多半将死在他们的床上。他们都对他们竭力全力创造出来的新社会表示不满。
但是，伦敦监督处的精神和方法将存在下去并再次使西方盟国心惊胆战。英国人十分谨慎，关于他们的诈骗机器，他们向苏联人仅仅透露保证他们在“卫士”计划中合作所必需的那一点点。但苏联人很快地采用了现代战争中这个独特的武器。比万于1944 年7 月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发去了一封信，回信揭示了苏联人采用诈术速度之快。比万的信要代表团就这样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即“任何他可能被要求制订的大规模掩蔽计划中，他应采取什么方针与苏联人打交道。”很明显，“卫士”的成功使比万考虑与苏联人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
对比万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令人灰心。仅仅知道一个名叫“布尔顿”的人——比万在“英使馆的代表”——回信说，英国代表团团长巴洛斯·布罗卡将军觉得苏联人“对整个事情抱怀疑的憎恨的态度。”他们在“卫士”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但他们一贯拒绝透露任何关于他们使用的特珠手段的情况。布尔顿说，“我们了解到，总的来说，他们的情报系统根本不像我们的情报系统那样高度发展，根据他们处理‘卫士’的情况，我们得出的印象是，他们没有堪与我们的机构相比的特别机构。”他认为苏联人之所以战胜德国人“可能要归因于精心的掩蔽，而不是欺诈”。另外，他还说，苏联人表现出他们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的错综复杂缺乏了解，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执行全球性欺诈行动的机器又笨重，运转得又慢。布尔顿继续说，“卫士”的成功给“这里的人深刻的印象”——对战后世界来说，这是个不祥之兆。但他认为，苏联人不再会“让他们的智囊转而研究战争的这个特珠形式。”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布尔顿的评价完全错了。如果在苏联人的情报部门里曾经有过各种缺陷的话，那末它们已被克服。苏联不久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宠大从事欺诈的机构。苏联人的情报部门和欺诈部门在战后世界的明争暗斗中高效率地协力工作，这一点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吃了苦头后才发现。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推测将非常有趣，即“卫士”是否成了一种催化剂，促使苏联人在这些领域里变得十分精通；另外，当西方强国为在登陆日出其不意地打击希特勒而争取苏联的合作时，他们是否暴露了大多的秘密方法。
在真的“把欧洲烧着”以后特种行动局在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关门大吉。
有人在该机构存在的最后日子里写道：“如果博丁顿在偷运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以及超级黄｜色明信片挫败那些海岸警卫队员，那岂不更妙！”它并不完全配享受这样一个名声。据说，丘吉尔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有记载的任何人干的事还没有哪一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