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徐州、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如蒋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于１１月３日上午派其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说：“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蒋介石在用谁的时候，就是这样“客气”。我看了这一计划后，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即与许朗轩商榷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路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许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说：“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匪决战的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名，受国民党所谓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蒋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蒋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许朗轩于１１月３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我不了解，可以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案，据事后了解，蒋介石的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研究结果，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也回忆不起来了。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 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
除１１月３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欠九十九军）向涡阳、蒙城集结，令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摆于陇海路沿线未动。听说顾祝同曾于１１月４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勾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后冯的通电我未看到，刘的通电我看到过）。
到１１月６日，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先令第一百军星夜开海州，增加海州、连云港防务；后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的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
据说，黄百韬６日晚接到命令后，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这样大的兵团（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如何能够在敌前安全撤退，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及时捕捉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同时将运河大桥截断。黄的部队边打边退，损失惨重。同时，解放军于８日争取得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楔入徐州以东至碾庄间的曹八集附近，将十三兵团之一 部消灭，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惊魂未定，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至于该兵团之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最后则是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也是决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蒋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
三、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８日，我从葫芦岛指挥蒋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９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８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样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 个“刑潮，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１１月３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９日晚，我到了南京。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立刻到顾祝同家中。这时顾祝同正同徐州刘峙（或者是刘的参谋长李树正，我未十分弄清楚）通话，我听到顾说：“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再通知你。”又说：“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顾把电话交给我，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我说：“等见老头子后再说。”我又问：“黄百韬的情况如何？”刘说：“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其实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我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我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共匪”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很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匪就发动攻势了。”我看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我答“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今天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
我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我睡到床上，由她出来说我腰腿疼的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一到办事处，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秀清（我老婆的名字）什么时候可以到？”
子丰说：“三嫂说她不来。”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一言不发，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蒋军完蛋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怕对蒋介石“不忠不孝”，只好还是一言不发。子丰又说：“听说张长官（治中）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我说：“好！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１０日，张文白约我下午３点钟谈话，“总统府”武官处通知我４点钟参加官邸汇报。我上午见了何应钦，谈了东北蒋军复没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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