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山先生此话也不错，但圣人也是人，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说出这些话，正恰如干旱逢霖，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已过千年，有些话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赵柽喝了口水道，他明白自己和这些大儒讲这些，十个绑在一起都不是个，只能往务实上引导，“当年的熙宁变法，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是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急务，而其在行动上与言中常用理财，确与圣人语和国体不合，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荆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几个人听赵柽说得新颖，也合情合理，频频点头，赵柽话锋一转道：“但错在王荆公当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和不合适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范公仲淹所说的厚农桑、开河渠等为号，实施‘农田水利法’，恐怕事情也更能为大部世人接受，就不会引起党争；而神宗帝和王王荆公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只能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财利之人’，他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为政者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有理，今人在评论新旧两党之间的是非曲直时，皆以为旧党中多是一君子，而新党中除了王荆公之外尽是一些小人。”陈过廷插言道，“现在想来，王荆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也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可这些人不仅缺乏历练，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动机不纯，这些德行败坏、胸怀私心的人来主持变法，已然败了！”
“熙宁变法中正是因为吏缘为jiān，掊克rì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赵柽摇苦笑道，“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荆公有几不畏，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陋习。可惜王荆公急于求成，用人不查，错把上下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是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清官。”
“唉，恩师颢也曾谈起，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亦心平气和，荆公也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yù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成敌矣！”杨时想想王爷说得不无道理，“其后恩师又言：王介甫xìng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王安石变法’在后世也多有争论，这方面的东西赵柽前世也曾看过，知道杨时其实他还有半句他没说，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rì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现在杨时既然知道了，不管是其碍于面子不肯说，还是不想言其师之过，赵柽也不想让其下不来台，便只是笑笑没有揭他老底！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本王也不多言。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希望我们放弃什么新旧之争的老账，取其中有益之处，对民对国有利的都要为我所用，但也要勿忘其中教训，再入歧途，在西北留下一段佳话！”赵柽起身道。
“愿追随王爷，为民谋利，为国尽忠！”众人起身齐齐施礼朗声说道．．．
窝心奔忙数rì，终于挑定了新房，进入装修阶段，这也是个大战役，又要省钱，又要舒心，左思右想真是窝心！。。
第三十五章 难题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
分裂与统一都各有一种相对xìng。宋代确实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传统观点也认为宋的建立消灭了分裂，实现了中原王朝的统一，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建。但倘若把视野放宽到大中国的范围内，相对于宋朝来说，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xìng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对等的少数民族王朝。
比起宋来，契丹族创建的辽朝在立国先后上和疆域上都应该排位老大。唐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选举成为契丹族的部落联盟长，十年以后，耶律阿保机废除部落联盟制。正式称帝。国号契丹。辽朝的疆域东临今天的rì本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北至今sè楞格河和石勒喀河一线，西接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在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县、陕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接壤，迤西过河套与西夏交界，领土面积实际比北宋还要大。
在疆域的大一统方面，宋朝确实前不能比汉、唐。从大中国的视角看，把宋时期看作所谓“后三国”或者“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是有其理由的。就此而言。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分裂依旧是主流，大一统并未实现，宋朝确乎还称不上大一统的王朝．．．
单纯的富民不能充分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危机感。而如今在东南民变和联金伐辽的大背景下，强兵的旗号更加神圣正确，也让人壮怀激烈，心驰神往。可‘一统神州，再造中华’的远大目标，也会让那些心怀天下的文人士子们壮怀激烈。而现在杨时等人身边这位论武刚刚大胜西夏，论文讲起治世济民也是一套套的，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不是不可能的，让他们这些在官场上饱经沧桑，惨遭排挤的失意的士人们。觉得遇到了明主！
赵柽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可他却把这些人都骗了，他的目标不过是想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活下去，不做亡国奴，但是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就不得不画张大饼让这些想成就番事业，名垂青史的老头们充饥了。而他却要趁机加强军备，准备面对的民族灾难，但眼前还有两件事情需要迫切处理――惩贪制腐，收拢人心；另一个是离秋收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如何解决众多人吃饭的问题．．．
“诸位，西北如今形势十分紧张，朝中在河东与河中设立了括田所，强占良田，侵占蕃部牧场。一些官吏趁机从中中饱私囊，现在这股歪风已经蔓延数州。搞得民怨沸腾！”赵柽见众人已经听进了自己的话，暂时放弃了执政理念上的争论，心中大慰，便来点现实的问题讲一讲。
任手握忠勇强兵的赵柽也得承认，宋军与刚刚崛起数年的金军相比，也确实存在差距。但是两军的差距既不在装备上，更不在数量上。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百多万户而已。而这个时期却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两千万，十数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还处于半原始半奴隶社会，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xìng还毫无认识，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此时时，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稔，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军费更占到了十居七八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二十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十多万，兵临开封城下者不过八万人。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此说虽有吹牛之嫌，但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靠进口和缴获的金国。
如此优势下，为何亡国？一句话，军政。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赵佶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说过‘经营yù致黎元福’之类的话、赵柽都忍不住骂他爹说的都是屁话！
“如今‘六贼’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心腹溃了！”陈东咬牙切齿地说道。
“方贼刚平，转息间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皆因朝政，王黼、蔡京之流把持朝政，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纷纷转而为盗。”陈过廷痛心疾地道。
“诸位皆是清正之人，东南之事不能在西北重演，本王管不了它处，但是西北不能让这些人搞的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这些蛀虫必须从西北清除！”赵柽拍了下案几说道，如今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且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xìng，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xìng，而就要挨打，更是一条铁的历史定律。
“王爷有治腐诉贪之志，乃西北万民之福，下官等愿为万民请命，不惜颈上头颅！”许宗衡起身说道，他们这几个多是由于看不惯那些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