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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默中众人终于等到了净鞭声响起，内侍高声宣诸位大臣上朝议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进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为谁都想知道皇帝这么做的目的，希望能从朝会上皇帝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答案
赵柽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于处理政事，解决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必须依靠士人协助治理国家，这也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到宋朝更胜。他如此也算继承了列祖的衣钵，承接了祖制。但是赵柽也明白让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时。
一般来说，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士人。
也许第一种模式对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难实现的，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反正在赵柽看来自己登基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因此他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但官僚士大夫们却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因为大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难以实施独裁，这种制度即便在赵柽这个现代人看也是十分先进的，称之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为过。
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而政策的变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阶层经世理念得到加强。他们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围往往就是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书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就是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经过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出身，他能当上皇帝并成功的逆转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势，使皇权得以占据主动，说好听的是他能审时度势抓住了机遇，不好听的就是趁火打劫！
赵柽明白若想能中兴大宋，必须结束持续了三朝的党争，朝廷中只能有一个声音存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说实施**，使皇权独树。而当时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紧逼下，士人们没有能承担起拯救国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卖国家和皇族的丑事。这让此刻上台的赵柽在抵御外辱的口号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压思想言论上的反对派，将一些反对者清除出朝堂。并借机将作为抵抗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
而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及赵柽有意的宣传鼓惑下，大宋朝野民族意识随即高涨，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这种民族意识崛起的推动下，促使士人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恢复情结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成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阶层中讲究民族气节的意识形态得以普遍确立，并得以自觉践行，‘为国死节’成为一个士人的最高荣誉。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借此迅速扩张，皇权在朝堂上占据了上风。
赵柽一直认为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士人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也不会妨碍士人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西北时他便启用了周行己、陈过廷和杨时等并不排斥‘功利’的几位当世大儒为幕僚，并让他们在路学中任教，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基层官员。登基后他们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让他们的学说成为主流，成为各级学府的教授内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赵柽适时提出了‘发展工商，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强力推动对外贸易，在‘自己人’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执行，同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么时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们便都想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官，而他们有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教育子弟，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学校，使他们脱离商人队伍进入士人集团，而他们肯定会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讲话。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赵柽便也得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鼎力支持。
商业发展的同时，普通百姓同样是受益者。商税的增加，使得两税可以酌减，各种杂税得以减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乐业是升斗小民的最大愿望，自然对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万岁喊得也最起劲儿，更会以实际行动支持皇帝，使他的诏令得以在地方顺利实施。
赢得了各阶层支持的赵柽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五章 专制
**和独裁一直被人诟病，可有的时候却需要**。赵柽虽然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不少年了，但他毕竟还带着前世的记忆，与这个年代的某些方面不合拍、他所知道的甚至是此刻不存在却更需要的东西。而他要把新东西得以实现就必须强制推行，需要动用铁的手腕和做一个独夫，而皇帝的身份也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
多年的经营使赵柽有了一批忠诚的部下，可他们和自己一样缺乏的是执政经验与治理国家的手段，初登皇位时还需朝中旧官僚的协助。因而朝中隐隐分为两个派系，也可以成为旧党和新党。新党跟随赵柽多年，受他的影响做事为达目的往往会打破陈规，敢作敢为；留任的旧党中坚也是经过赵柽挑选的，如李纲、宗泽等这样正直清廉，忠君爱国，在朝野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的人，其中不乏过去改革派的倡导者。
俗语说‘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在赵柽即位初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动乱未平。若想实现中兴，坐稳江山，两党便必须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否则大家就得一起翻船，所以开始时虽然亦有龃龉，但在大义的旗帜下双方还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可随着政局的稳定，赵柽发现朝中一团大好和气的氛围有了变化，在上朝和散朝的时候他就发现开始分群了，这不止是文武分群，而是新旧分群。他命人立刻调查。原来旧党有些人看不起那些随自己从乡下走出来的土包子们，其实赵柽的身边人也多是过去失意的政客、科举失利的书生。再就是家奴出身，旧党的人便以为他们只不过走了狗屎运。主子当了皇帝，他们也跟着鸡犬升天，被赐予个进士出身，现在自己却和他们这些寒窗苦读多年的饱学之士同殿为臣，心中不爽。
赵柽弄清楚了怎么回事，觉着这也正常，他们之间不过就是因为生活情趣和处事观念的不同，平日就是城里人还看着乡下人不顺眼呢，何况这些心高气傲的士人们。他以为这不过是些小事情。只要不影响大局，不把那些情绪带到工作中也无伤大雅，便不再上心。
但是在援助高丽之战的水军献捷之后，赵柽的耳目们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