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财政管理上的一大棘手问题。可是当欧洲分裂为新的民族如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时，在中国，唐朝（618…907年）却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它的官僚机构不久就把整个佛教，包括它的人员和财源掌管起来。
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冲击，还可以拿另外一件事来比较，就是中国对伊斯兰教的吸收。伊斯兰教最初是经过海上传到唐朝和宋朝的南方口岸的，福建的泉州就是阿拉伯的宰屯。泉州和广州都有阿拉伯人商民聚居区和他们的礼拜寺，这是7 世纪及其以后大批伊斯兰教徒向各地移居的一种结果。反之，基督教最初是经由陆路、以一种叫做“景教”的异端教派形式进人中国的。这事在1253 一l255 年天主教方济各修道士鲁布洛克到达成吉思汗宫廷以前，就在蒙古人中传播开来了。当然，在那以前，伊斯兰教已经立足于中亚细亚，并在蒙古人生活中起着一定作用。到了元朝，成队的伊斯兰商人经营公卖的货物贩卖给中国的蒙古首领。基督教到16 世纪才从海上来到中国。
由于伊斯兰教从亚洲西部沿着通商路线进入中国，它在中国的西北甘肃和陕西农民中首先落脚。据估计，它随着蒙古人浸人中国的西南地区迂迥到南宋的左翼，扩展到云南和贵州。伊斯兰教各宗派问的关系，常和欧洲的天主教与耶稣教间的关系一样紧张激烈。伊斯兰教修正主义好像18 世纪上半期美洲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一样（那次运动把耶稣教传教士赶出大西洋共同体之外），在性质上是极端原教旨主义；他们的领导人常常是《 可兰经》 的真正信仰者。这些人已经朝拜过麦加，认为自己是被真主召唤来肃清信徒中所有腐败自私自利者的。例如那克什班第亚教派在19 世纪初期挑起对喀什与和圈的神圣战争，就是如此。
相比之下，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军创造了一个被歪曲的耶稣会，不久就被消灭了；而随后70 、80 年代的穆斯林叛乱却基于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大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大差异在于：早期从西亚传来的商业和科学风气对于儒家帝国建立已久的秩序威胁很小，而份世纪的基督教却是欧洲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统治阶级感到直接受了威胁，因而排斥了这个外来的宗教。这样，把基督教带到中国去的西方扩张本身，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
关于中国的传统看法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是：英国在1839 … 1842 年鸦片战争中的胜利打开了太平天国之类的灾难道路，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史；而太平天国是欧洲的卡尔？ 马克思一代人所听到的鸦片战争之外第二件大事。现在的看法就不同了：国内的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并终将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
西方基督教的影响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狂热的叛乱者手中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在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通过正统的商业渠道对中国施加商业影响，结果就会不同了。
06 西方的入侵
在第5 章中，我们注意到中华帝国政府的原有机构怎样变得不能适应它的需要，如满洲八旗制度，食盐公卖，大运河潜运，黄河防汛，科举考试等，都出现紧张情势。在清朝对外关系的进贡制度上尤其是如此。在掌握政权的人看来，中国的大革命开始于19 世纪扔年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好像突然从里面翻转到外面来了。么Xe 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 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对于那些部落民族来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从来是无法替代游牧狩猎经济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部落有一个伟大领袖，如13 世纪初的成吉思汗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就麻烦了。北京的每一个政治家都知道来自亚洲内陆种种威胁的历史故事，许多中国的战略家都曾为此筹谋对策。但是到19 世纪30 年代，情况倒转了。250 年来，从海上来的欧洲人购买中国特产的手工产品，特别是丝绸、茶叶，还有瓷器、漆器，景泰蓝和各种各样的古玩。与欧洲进行的这种贸易往来一直平安无事，不过一向不容易达到平衡。耶稣教传教士来了不少，但他们并非从事进出口贸易。不管怎样，到了ls 世纪中叶，他们来中国的必要性已降低到零。对英国的输出靠进口卖不出去的毛呢、印度棉花和硬币来平衡。不过，到30 年代印度的鸦片烟很快成为主要进口货。这个东西麻醉了不少人，又使许多人成为它的奴隶，有如现时畅销的大麻或海洛因。更坏的是，英国官员第一次在广州登台露面，就要求承认他们是外交官，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和天子平起平坐。最糟的是：除了这种放肆态度之外，他们又拿优良的海军大炮进行威胁。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处境，突然转了一个身。外来的威胁现在呈现在帝国的另一侧面― 东南沿海。这就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瞄准点从对准莫斯科变为对准火地岛和开普顿― 人们从未考虑过会有什么危险从那里来。
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了武力。英国的胜利把中国皇帝的国际地位整个颠倒了，他从一个文明顶端的宇宙统治者，降为一个半殖民地不合时宜的人物。
在制定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方面，北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从前有关海上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省政府一级处理的事务，多数只限于剿灭海盗之类的事。过去的先例包括16 世纪从九州（当时还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所管辖）来的日本海盗袭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其中有很多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袭扰属于地方警备的问题，与国家间的关系无关。明朝援助朝鲜反对16 世纪卯年代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那是借口支援一个向中国纳贡的邻邦。那次行动消耗了明朝廷，而没有了结与日本的争执。1601年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长崎之间继续贸易，但不属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l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反满的领袖郑成功父子据守台湾至1869 年，但这仍是一个边骚问题。清政府的政策是封锁边境，疏散沿海人口，禁止对外贸易，使异已分子无法取得食物。与此同时，荷兰人却被认作进贡的商人受到接待。所以广州的贸易还保留在消极的、防御性的纳贡结构之内。
清朝处理国家对国家的外交关系，惟一的经验是和俄国的往来。这种往来不但在亚洲内陆边境进行，而且在北京进行石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刃年问一直局限于纳贡体制内，但在清朝档案中，有关中俄关系的记载要比广州地方同英国和其他海上强国交往的记载多得多。俄罗斯在清朝全盘战略中的亚洲内陆地位十分重要，英国则不然。
满清的对外政策和满洲人本身一样，很少被人研究过，但事实上这是个很生动、有趣的题材。清政府从未忘记它自身对中国的征服，因此总是瞪大眼睛注视着边境外的对手。19 世纪为年代，道光皇帝面临的主要边境问题不在广州，而在亚洲内陆，特别是中国的东突厥斯坦《 新疆）这个在中国历史中记载很多的西域地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是帝国政策的主要焦点，比朝鲜和越南都重要。北京的战略家们自然把脸朝西，而置海洋于背后和脑后、眼后。除了沿海的盗贼外，海洋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同亚洲内陆的关系自然首先从蒙古人开始。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豢古部落划分为盟，重新厘定它们的边界，给他们的亲王以至高荣誉并严加监督，密切注意。伟大的康熙曾于1687 年对蒙古亲王犷脱：“你们一向对我尊敬、崇拜、听话，像对父亲一样 你们今后只需仰望皇帝以同等的慈爱对待一切人。”
到了1839 年，关于以父亲的慈爱统治子民为核心的孔教学说，曾被文人歌颂得天花乱坠，就是夭主教教皇听了都会感到嫉妒。下面是清代地理学家李兆洛（ 176 ，一1841 ）描写皇帝对待蒙古人时的情景：
“他晓喻他们像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他抚爱他们像父母一样，他像日月一样照亮他们，他像雷电一样震惊他们。当他们饥饿时，他供养他们。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拯救他们。他佑量了他们的能力，任以官职。他按照他们的等级和土地区别对待他们 他教他们识字和修养。他用规章制度扩展对他们的管理。天子从一个平民的小小一块土地上，分文不取 他改进他们的教育，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他规定他们的整体，而不改变他们的价值。 如果他们造反，皇帝使他们就范。如果他们潜逃，他宽怒他们。如果他们回来投诚，他不追究既往。”
惟一的麻烦是东突厥斯坦在19 世纪30 年代离蒙古很远，不大听从孔夫子关于恩惠和报答的道理，倒更倾向于伊斯兰教的激｜情。他们不久以前才被征服，对于它的新的满族统治者，就像刚被征服的印度对待喀喇昆仑山那边的英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一样。在英国越过大海到印度寻找财富的几十年间，满族人则在亚洲内陆为保卫中国而进行征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在北京眼中如此值得重视的原因。
英国把对中国的贸易看做其对印度贸易的延长― 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如果要想了解中国方面怎样看待中国现代史，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道光皇帝的位置上。他从北京看广州边境的欧洲人，从战略上讲和看待在中国西部边境的喀什地区同中国做生意的同样洋里洋气的穆斯林是一样的。但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多容易对付呀！道光知道那些计算得很精明的商人，只要一禁止他们做生意，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经常得到的报告，都说他们“惟利是视”）。而穆斯林则不然，你如果伤害他们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