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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76 年1 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了一切悼念活动，但在1976 年4 月，“四人帮”再也制止不住几十万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围绕烈士纪念碑，迫悼他们敬爱的已故总理。这次集会被称为“四五事件”； 与“五四”成为历史上相平行的纪念日。这个由反对“四人帮”的人们所发动的集会终于被驱散，并且邓小平第二次被赶下台。
但是“四人帮”禁止不了同年7 月北京以东唐山市发生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死了50 万人并迫使北京居民住到街上。每一个农民都相信自然界与人之间天造地设的关系，天灾与人祸的联系。在这样大祸临头的时刻，毛于1976 年9月9 日逝世。他把继承权留给了从湖南调来、做过公安部长的华国锋。10 月间包括毛的妻子扛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她的三个同事的“四人帮”被逮捕并审判。在权力的变动中，1978 年末邓小平取得了胜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农村中的人民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回归到对于家庭的依赖。考虑一下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吧：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一经50 年代初期划定之后，世世代代就承袭下去，差不多变成一种“种姓制度”。全国人口中6 ％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后代将永远生活在一块乌云阴影下。同时，城乡之间人口依然不得流动，农民生活依然被视为低人一等，不文明。把1400万城市青年送“下乡”，也没有改变这个形象。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没有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很典型的。无知和高压更起了破坏作用。20世纪60 年代对毛的个人迷信，取代了神仙菩萨粕老式农民宗教的各种仙佛，可是到7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暴乱以及林彪的末路，又抹黑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了，可人口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学校和识字运动，大力发展公路运输，报纸和无线电传播都有扩张，但中国依然十分落后。帝国主义是完结了，可是外来的促进作用也没有了。老式的“封建”价值和腐败的积习仍根深蒂固地嵌在中国社会中。
18 新的方针：邓小平的改革
现在中国掉转了一个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这两个时期的对比是再明显不过了。周恩来在1964年最先提出过一个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在中国，不论什么有意义的事，总需要配上一个数目字），即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1975 年他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取代了已被放弃的阶级斗争的位置。毛泽东主张的“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口号，被古代治国平天下的口号“实事求是”取代了。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后来的领导层就不那么声威显赫r 。邓仍然只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北京市以前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有一天将同100 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邓小平的改革一路顺畅。这些改革政策，就像秦始皇暴政之后的汉朝和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所采取的改革一样，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经过了两年过渡时期，到1978 年底才实现。究竟在什么情势下邓的改革程序才得以开始的呢？
20世纪7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效仿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棋式。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还是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在1980 年初期开始的做法，在加快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增长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1958 一1960年间毛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颧预糊涂的官僚主义的。1 刃8 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权力机构进行，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的唯意志论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1972 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l979 年1 月完成。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客中的捣蛋分子发生纠纷。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术、技术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10 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从某些方面看，这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的“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为了多少体察一下2O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新中国兴起的情况，让我们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吧，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建，它的法统和人事，经济管理和知识分子问题。
党的重新建设
邓小平政体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即用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1957 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位。刘少奇已于1969 年含冤死去，所以他和其他很多人的平反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历史纪录的关切。毛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而不拆掉这座庙堂就太简单化了。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用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开，即70 ％ 正确，30 ％错误，是够公平的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之于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之后。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中央委员会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出来，认为它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提高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19 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和提高素质。在4000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 ％ ，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 ％。4000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几乎没有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是攻击现行体制，而这一套现在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强调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政权试图以加强程序的规范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1982 年9 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人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做法，当然也遇到了抵制。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渐渐地都默不作声了。
到l985 年为止的五年中间，有100 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1985 年9 月有131 名高级老战士辞去职位。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但是1985 年的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钓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随后10 ％的军宫开始离退。1985 年6 月人民解放军的11 个军区减为7 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势地位了。
经济的发展：农业
毛泽东主义时代不仅仅留下了许多超龄的领导人，也留下了很多经济间题。2O 年来农产品的增长落后了。可耕地的面积由于新建项目占地而减少了11 ％以上。人口由1953 一1954 年调查的5 ．86亿，增长到1957 年大约是6 。 30 亿，1970 年是8 ．20亿，I 叨4 年是8 ．80亿，20 世纪80年代初为10 亿出头，现在还继续在增长中。这种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由于大粪肥料的相应增长而部分地抵消了。如果人口照此增长下去将会吃完革命的生产果实，耗尽空间、住房和公共服务事业的资源。不但如此，相当多的人口缺少技术训练，1 / 4 是文盲。与此同时，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限制了生产力的增长。侧重重工业和取消农村副业的结果使农村增加了山叹幻万到以兀旧万失业者，城市增加了l 仪均万到灰联，万失业者。尽管（也许由于）对工业投人了大量资本，人民的生活标准仍停顿不前。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待于重新评价了。
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初战略，是估计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动员起来。如果使用得当，这本身就是在灌溉、修路、整地等方面提供农业投资。加世纪50 年代的合作化和农村公社的确利用了大量闲散的劳动力。虽然只是翻地和凿石头，但当时投入的劳动量是很大的。人们争辩说，以后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且人均生产量会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