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销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末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读者试思，吾人如写当代史，至‘庐山会议’一节，提到彭德怀被栽赃故事，由于对彭公之同情，而笔端偶带感情，亦或所难免。历史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在积极方面，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总统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业遍地。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弄得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府那有这笔钜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拿西藏；俄国要拿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南满和闽南。但是他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义和团虽杀了洋人，闯了大祸，引来八国联军，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不幸的是，那个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误华误蒙的荒谬行为，言之可叹，以后当续论之。）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二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官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心专篇处理之，为免尾巴摇狗，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的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郎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夫？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嗣徇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四月出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郎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难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项羽霸王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四月中离汉赴沪；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二十七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六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有以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覆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有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弦断无人听，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