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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明朗的星期一下午，当香农走下飞机进人马拉加机场海关时，在场的那个海关官员，只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在香农旅行袋中发现的一捆每张20英镑、共1000英镑的现金，就耸耸肩若无其事地让他过去了。也许他明知香农带着这么一笔现金离开英国是违背英国法律的，可他仍无动于衷，反正那是伦敦的问题，与他无关。他在行李中没有发现什么诸如《性感女郎》或《苏维埃新闻》一类的杂志，便挥挥手让香农入内了。
三个星期来环绕地中海沿岸买船的旅程，使库尔特·塞姆勒晒得黝黑，看上去变得健康起来，虽然他还是那样瘦瘦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令人难以看出他执行任务时的铁石心肠，但那身古铜色的皮肤却给他增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神色，与他那一头短短的白发和湛蓝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俩乘上塞姆勒预先找好的出租汽车驶向马拉加市区。一路上，塞姆勒告诉香农说，他已跑遍了那不勒斯。热那亚、瓦莱塔。马赛、巴塞罗那、直布罗陀等地中海港口，忙着找那些昔日的老关系替他物色小型货轮，与声誉良好的船舶掮客和经纪人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有船只出售，并且到各个港口亲自挑选了一些船只。他已看了约有20条船，但没有一条中意。他听说其他几个还没去过的港口还有十来条船，可他不准备再去了。因为，他从那些船主的姓名上了解到那些船的背景都很可疑。到目前为止，他从所有打听到的船中选择了7 条船，“奥巴特洛斯号”是其中第三条。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他认为这条船似乎都还合适。
他已替香农在帕拉西旅馆用布朗的名字预订好了房间，香农首先去旅馆办理了手续。下午4 点左右，他们慢步踱出市中心马里兰广场南面宽阔的大门，向码头逛去。
“奥巴特洛斯号”系在港口最远端的一个码头上，船看上去就和塞姆勒形容的一个样，船身上的白漆在灼热的阳光照射下放着耀眼的银光。他俩登上船后，塞姆勒把既是船主也是船长的乔治·艾伦介绍给香农，然后由他领着香农参观了全船。香农很快就得出结论：此船太小，不符合要求。船上的主舱房只能睡两人，还有两个单人舱，一个铺上床垫或睡袋后可睡人的客厅。
船尾的货舱必要时可以改成能住下六个人的睡舱。但即便这样，香农他们五人再加上四个船员就已把船上所有的舱房都挤满了。他心里在诅咒自己临走前没有向塞姆勒交代清楚，届时除他们五个雇佣兵外，还有六个参加行动的人员。
香农翻阅了一遍这条船的证件，看来一切都符合规定。船是在英国注册的，有商务部的证明。香农花了一小时和艾伦船长讨论付款方式，查看了可以证明“奥巴特洛斯号”保养和修理情况的发票、收据，还阅读了船上的航海日志。
6 点不到，他们离开“奥巴特洛斯号”，慢慢地踱回旅馆。香农一边走，一边沉思着。
“怎么啦？”塞姆勒急不可待地问，“船的背景确实毫无问题。”
“不是因为这点。”香农答道。“船大小了，而且是作为私人游艇登记的，不属轮船公司所有，因而我担心有关当局也许不会允许用这条船运载武器出口。”
他原想回旅馆后挂几个电话，但现在已太晚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第二天上午9 点多钟，香农给伦敦“劳埃德”挂了个电话，请求替他查阅一下游艇登记册。对方回答说“奥巴特洛斯号”手续齐全，是作为一艘净重74吨的双桅辅助船登记的，基地港和常泊港分别是英国的米尔福和霍市。
“那么这条船究竟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暗自揣测道，并且回想着船主要求的付款方式。他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汉堡的，结果促使他坚定了原先的想法。
“不行，请你别打私人游艇的主意，”电话另一端的约翰·施林克尔说，“当局几乎肯定不会同意让私人游艇作为商船运载物资。”
“好吧。那你何时需要知道运载物资的船名？”香农问。
“越快越好。顺便告诉你，我已收到了你几天前寄来的支票。现在就准备将你需要的器材装箱运往你提供的那家法国海运代理行。还有件事，我已搞到购买另一批货必需的证件了，待我一收到你的欠款就动手购货。”
“那条船的名字你最晚可以放宽到什么时候？”香农对着电话大声嚷道。
施林克尔顿了一下，似乎在稍加考虑。
“如果5 天之内我能收到你的支票，我想随后就提出购货申请，出境执照上需要填船名。最迟在我收到支票15天后。”
“没问题。”香农说着挂上了电话。他转身对塞姆勒解释目前的情况。
“对不起，库尔特，我们需要的船必须是属海运业一家注册轮船公司所有、手续合法的货轮，而不是私人的游艇。你只好再去四下寻找，我需要你在12天内就把事情办成，不得迟于这个时间。我必须在20天后或者之内就把船名通知给汉堡的那个商人。”
当晚两人在机场分手告别。香农回伦敦；塞姆勒飞往马德里，然后换机去罗马再到热那亚——他计划中的下一个港口。
香农回到公寓时已是半夜了。他睡觉前先给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打了电话，预订了一张明天中午飞往布鲁塞尔的机票。接着，他又挂电话给马克·弗拉明克，让他明天开车到机场接他，先送他到布鲁日银行，再到约定的地点找布歇把那批货买下来。
这是第22天的结束。
哈罗德·罗伯茨先生是个很能干的人，62年前出生于一个英国父亲、瑞士母亲的家庭。由于父亲早逝，他实际上是由母亲在瑞士抚养大的，并且保留了双重国籍。他早就进人了银行界，曾在瑞士最大的一家银行苏黎世总行工作了20年，然后作为这家银行伦敦分行的副经理来到英国。
那是大战刚结束不久的事了。在他第二个20年的银行生涯内，先是升任投资部门的经理，后来又当上了伦敦分行的总经理。他在60岁那年退休，并且决定作为一个领取瑞士养老金的人留居英国。
自从退休后，他不仅为他以前工作过的那家银行，而且也代表其他一些瑞士银行干过几桩微妙的差事。这个星期三的下午，他便是在执行一项诸如此类的任务。
为把罗伯茨先生介绍给博马克公司的董事长和秘书，兹温格利银行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正式介绍信。此外，罗伯茨先生还同时呈上了其他一些有关信件，以证实他确是这家银行驻伦敦的代理人。
罗伯茨先生和博马克公司的秘书以后又进一步举行了两次会谈。公司董事长卢顿少校——伊恩·麦卡利斯特爵士手下那位在远东死去的副经理的弟弟——参加了第二次会谈。
他们最后赞同召开一次董事会特别会议，地点就安排在公司秘书在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里。除了那位身兼秘书的律师和董事长外，还有一个董事也同意来伦敦出席会议。他果真也来了。虽然按公司规定两个董事便可举行工作会议，但绝对多数却至少非三人不可。会上他们考虑了公司秘书起草的决议，以及他拿出来的有关文件。从这些文件看，兹温格利银行代表的那四位从未露过面的股东手中的股票加在一起，确实掌握了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三十。当然，他们委托兹温格利银行全权代表他们行事，而那位罗伯茨先生的确又是银行指定的全权代理人。
会议据此得出一个简单结论：既然几位实业家一致同意合伙买下博马克公司这么一大批股票，而且他们授权的银行代理人声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向博马克公司重新投资以恢复其活力，那么公司是完全可以信任他们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举动只会使大大小小的股票持有人受益匪浅，而在座的三位董事先生又恰好全都身兼股东，因此决议毫不费事就一致通过了。罗伯茨先生作为兹温格利银行的代理人被提名成为董事会的一员。除此之外，三位董事谁也愿费神修改一下公司的“两位董事即可有权通过决议”这一现行条例；尽管如今董事会再也不像昔日那样只有五位成员，而是六位了。
基思·布朗先生现在成了布鲁日相当准时的定期来客和克雷迪特银行一位很有价值的主顾。他受到古桑先生通常给予的那种友好接待。后者向他证实了当天上午曾收到瑞士方面汇来的一笔20000 对英镑的汇款。香农当即从中取出10000 美元的现金，另开了一张注明由约翰·施林克尔提款的26000 美元的保付支票。
香农在附近的邮局挂号给施林克尔邮去了这张支票，并且附上了一封他写的信，要求这位军火商立即着手向西班牙政府申请购买那批子弹。
此时与布歇约定的会面时间还差将近四个小时，所以，他和马克·弗拉明克一起坐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壶茶，悠闲自在地消磨了两小时。快到黄昏时，他俩才驾车上路。
在布鲁日与根特市之间、布鲁日东面44公里处，有一段人迹罕至的道路。这儿路面蜿蜒曲折，狂风终日怒号着，从四周地势平坦的农田上刮来，横扫而过，绝大多数车辆都宁愿取道新建成的奥斯坦德——布鲁塞尔“ES号”高速公路往返于布鲁日和根特之间。他俩驾车沿着这条几乎已被人遗弃不用的公路走到一半时，发现了布歇描述过的那座荒废了的农场，或者不如说是找到了那块标志着一条通向农场的小径的木头路牌。木牌久经风吹雨淋，业已褪色，安置在几颗树木的后面，避开了人们的视线。
香农把车开过路牌停了下来，让弗拉明克下车去查看一遍农场的情况。20分钟后弗拉明克回来向香农证实道，农场确实废弃已久，长期无人居住。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