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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幅员辽阔，物候不同，有的地方宜于农桑，有的地方亦农亦牧，有的地方则只宜于林木或畜牧，就是宜于农桑之地，耕作也往往大相径庭，作物更是各有不同。譬如河西一线，虽然也有少数农户种冬小麦，但并未广植，粮食仍以春播小麦为主；而边墙之外，比关陕一带气候还要苦寒，塞外之地若有耕植，几乎都会种春播小麦，诸如河西、哈密、吐鲁番、亦力、叶尔羌等西域诸行省，除了气候苦寒之外，水源充足之地也不是很多，很多地区甚至就是戈壁沙漠，大多数地方的农耕作物都以旱作居多，而且相当依赖水利河渠灌溉——事实上西北堪舆署也屡有禁令，类似于水稻这类耕作耗水量大的作物，较为损害风水形势，西域各省的府县多是不允许新徙移民农户栽种的，除非当地素来就有种植，且当地雨水也比较充沛，并能够得到西北堪舆署所属地理师的正式具文认可，否则就老老实实耕作旱地吧，其实绝大多数的新徙移民农户就是想种也种不出来，迁徙落籍地区的水土往往与新徙移民老家祖籍地的水土迥异，如果还是依循祖籍地的耕作旧习下地耕作，一味墨守成规，新徙移民农户在落籍的第一年肯定要吃老大的亏——总而言之，在西北治下北边诸行省，不管是干旱少雨完全依赖灌溉的现实，还是官府之禁令，旱地旱作才是农户耕作的常情常理。
西域诸省农庄、农户，最近几年的旱作夏粮秋粮，多有种大豆、玉蜀黍苞米的，长势都颇是喜人。去岁小丰收，‘慈善福利会’下属的几个农庄光是将所收大豆、苞米卖给西北军仓也赚了不少，军仓收大豆、苞米等谷米都是真金白银优价偿付，还无拖无欠。盖因大豆在军中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磨豆腐、孵豆芽、做糕饼，还是直接蒸、炒、炸，榨取豆油，制作酱油、豆子酱、豆豉、腐｜乳、豆瓣酱，或磨粉作为禽畜饲料，用场太多了。没有大豆，军人虽不至于食无味，但滋味至少去了一半；而且，军中粮草若是因故供给不上，较长时间缺食乏肉之时，大豆就是祛病疗饥的好东西了，可能也是唯一的菜蔬来源。只要大豆供给足量，消瘦、水肿、易生病这几样，都绝不会找上军人。大豆在军粮中的地位，与麦面谷米等主食同等重要，甚至没有肉吃都可以，但若大豆也供不上，军队要持续战斗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中土军人历代征战远戍的经验之谈了。因此不管出征，还是戍守，军中口粮除了麦面谷米等主食之外，大豆也是一等一的重要，至少西北平虏军的军仓收储规例、口粮供给规例，都将大豆放在了首要地位，非常之重视。官方和军队既然重视收储大豆，其影响所及，西北许多地方的农庄、农户很自然也是相当重视大豆的种植，毕竟有销路，有赚头，谁也不会跟银子钱有仇。
成彦雄此次巡视‘慈善福利会’下属的各地农庄，一路看来，走走停停，也颇有感触。西北官方在麦豆谷粟等主粮之外，亦鼓励农庄多种备荒作物，番薯、土豆、玉米苞谷等，凡是多种者皆有奖赏、表彰，而桑麻、棉花、苜蓿超过官方定额，还可折免一定赋役。‘慈善福利会’一向亲附西北幕府，紧跟官方政令，勇为表率，其下属农庄除了主粮之外，自然尽量多种备荒作物，又遍植桑麻、棉花、苜蓿等等，以响应官方号召，当然这里边要说‘慈善福利会’的主事者们没有心计谋算，也是不真确的，谁也不是甘愿吃亏的傻蛋，完全无利可图的话，就算是以慈善福利为结社宗旨的‘慈善福利会’也不可能做出前述举动。
眺望着两方高呼酣战的马球赌赛，成彦雄倒是饶有兴致，刚谈下了几家代耕合约，颇能为福利会名下的农庄省下不少人力，福利会也能在农耕之事上少花些心力和银钞，他现下心情不坏，正琢磨着寻摸个把新的银钱进项。
代耕合约是成彦雄代表‘慈善福利会’跟好几家‘代耕互助社’分别谈下来的，‘印契钱’和应纳税课也都不高。
代耕互助社，原本是最近几年民间自行发起的以劳作取酬的对外营业商社，他们收取主顾所付的酬劳并出人出工替主顾代耕、代种、代收、代储、代运甚至代售，应该说这就是一门在商言商的生意；但从另外一层来说，也有互助救济的意思，入社成员由于劳力、资金、应役等原因，其自有田地在耕作、收割、储运、售卖等方面存在困难，需要帮助的，凡是社内成员，则代耕等事皆可以五折取酬，家境确有困难的，酬劳甚至可低于三折，近乎于无偿帮忙了。
对‘代耕互助社’，西北官方的态度是扶持，对其不但有补贴，还有若干商税上的减免惠政，而在审计勾考（审计院）、课税及税务稽核（税课提举司）等方面亦予优容——在西北，某些特别行业或者结社，诸如车马船行、民信局、标行、赏金会馆、商总会、行会、会馆、牙行、武馆、拳社、枪棒社、弓箭社、弓马社、马球会社等等，其银钱来往、客货出入的底簿和会计簿册等，依照西北律例，必须清册呈报，同时必须要接受审计院的审计勾考，就象西北幕府下属的各个军政衙署一样，审计院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勾考，那都是强制性的，不容拒绝，不容逃避，更不容许篡改、伪造、隐匿、湮毁会计簿册等书证的情事发生，甚至允许在某些证据不足或缺失之情形下，审计官以心证推定疑罪之有无，这是很厉害的。而‘代耕互助社’就属于必须接受审计勾考的特别行业这一类——明眼人，如成彦雄者，当然明白，审计院的审计勾考，那就是一种监控和管制的手段。事实上，官方的监控管制手段当然不止于此，象车马船行、民信局、标行、赏金会馆，乃至于兴起不久的‘代耕互助社’等等，凡是开设此类特别行业商号，除了向‘农牧工商署’申请‘营业许可’等执照以外，还要向‘税课提举司’征收税务申请‘税号簿册’（课税与稽核的备案），而内务安全署的锄奸营、巡捕营、铁血营三个衙署在核准后联署发出的‘特行营业许可执照’，长史府的兵曹、刑法曹与军府的司务厅、秘谍司、枢密白室等官厅在核准后分别发出的‘核准批文’、‘备案批文’，也是少一样都没办法开门营业的。虽然少数几个信誉和实力得到了官方具文认可，授予了两到三年代办之权的‘牙行’，也可以为人代办此类特别行业所需的批文、执照，其实就是以‘牙行’的信誉为人背书担保，牙行出于对自身信誉的维护，也会尽力去查实申办人的底细，等若官府的额外助力。
官方虽然大力扶持‘代耕互助社’，但也将之列入必须严加监控和细加管制的特别行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西北幕府原意是以各种农牧工商营业会社、僧道教会教团、互助共济联谊会社、赈济福利会社等等宗旨各异、目的不一的结社，逐渐渗透城闾乡里各处，制约平衡大姓巨室、乡土绅豪的宗族村社势力，成彦雄与平虏侯府走得很近，在这一点上并不会理解错误。由此意图生发开去，就有了众多法令律例的不断颁布和充实，其中现行的西北《结社自治律例》即由《西北会社管制条例》等等法令衍生而来，历年来迭经修订，甚至多次更名，不断增删，如今已臻于成熟；而《商事要律》、《商务则例》、《农牧工商营业会社律令》、《农牧工商营业会社备案则例》等西北法例也对商业营利性的结社，作出了相应的规范。‘代耕互助社’作为新兴行业的商社组织，肯定要在官府的监管之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作为特别行业被官方特殊的对待，也有着深刻的考量，毕竟‘代耕互助社’经营的主业，决定了它必然要长期而深入的派员进入乡村屯社，在官方鞭长莫及，甚至极少涉足的县以下乡村领域活动经营，而且它还有着互助救济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又不是简单的商社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它所掌握的入会农户就是它的根基和力量所在。显然，西北土皇帝雷瑾和西北幕府中的谋士们，都敏锐的注意到了‘代耕互助社’，注意到它作为一个新兴利益群体，很有发展成为一方独特势力的潜能，以及成为官方工具和官方触角的可能，并且西北官方迅速以法令律例和多种扶持措施实现了这一可能，那么官方对‘代耕互助社’的特别监管，也就很自然的了，没有哪一个当权柄政者可以容忍不在自己监管和掌握当中的力量活蹦乱跳，而不管不问的。
西北官方，显然视‘代耕互助社’为监控和管制地方的有力工具和绝妙手段，大力扶持，用心经营，细加管制，严加监控，如此深意远图、大略长策，不仅敌人和对手都要细心揣摩，就是成彦雄这等亲近者，也是叹为观止。要知道，西北地方省府县的赋税财权大半以上已收归税课提举司，余下部分的‘省税’、‘府税’、‘县税’才由地方省府县衙门的税课局差人征收，而且地方征收‘省税’‘府税’‘县税’，还要受到税课提举司所属‘税目稽核厅’的稽核限制，接受‘征收税务’的指引，而‘税务巡检局’的职掌之一就是监视、稽查、纠劾、侦缉‘税课局’在地方征税中的不法情事。再看西北的刑名法司，刑狱之诉尽归于刑法曹及提刑按察行署、分署，户婚田土之类的民讼，只要不涉及刑律法例，则大部分归于审理院隶下的审理行署、分署。可以说，西北在集权专政的深密周纳上，手段和措施都是非常惊人的，集权程度也是空前未有的，除了军权的掌握之外，在西北的县及县以上府、州和行省，赋税财权和刑名狱政，也大都被收归西北幕府直辖，地方省府县衙门多半只能在民政上折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