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妥善应对‘突厥奥斯曼’与‘萨非伊朗’的暗中联手，逐步从南方抽调军队北上，以进一步加强在西线的防御部署，马上对‘突厥奥斯曼’、‘萨非伊朗’开战是不可能的——西北幕府之前为攻略原莫卧儿帝国的南方七大总督区起见，军队、辎重、粮秣乃至人户迁徙什么的军政事务，一切都是向着南疆倾斜的，数年间一直未有大变，而现在要调整方向，重新转向西疆，光是调整和梳理就需要时间，辎重粮秣军械什么的囤积准备也需要时间，上下官吏也需要调整熟悉和重新衔接，军队更是需要重新划分部署，转守为攻哪里有那么容易呢？
而在南方，无论是缅地的三大总督区，还是南方七大总督区的三十九个行省、四十七个土邦宣慰府、七百四十三个土邦州、三千七百五十五个‘实封采邑’、一万五千六百个‘半实封食邑’、数万个‘名义食邑’、十几万个‘赏功庄园’以及‘德醴’、‘榜葛拉’、‘师子’等直隶府，还有几处‘外番市舶租借地’，也仍然需要留足相当数量的野战、守备、巡逻军队，以镇慑、镇压、掌控其地官民不致于乱。善后安民之事，仓储之粮、府库之藏、官吏之能是一个都不能少，但说到底还是要有足够的暴力撑腰才可行。驻防南疆各省的野战部队，留谁以及不留谁，也有一个内部争夺与彼此妥协的过程。已经尝到了战功大甜头的军将士卒们，现在看到有仗可打，自然都不怎么愿意留在南疆守土，哪怕是轮换参战也都未必很情愿，战功可没有后来居上的说法，去迟了时，说不定连汤都没得喝，那才是亏大了。
而雷瑾要把里里外外这些事情，理出一个头绪，也需要时间，着急也没用，因为哪怕是知道‘突厥奥斯曼’与‘萨非伊朗’已经暗中联手，互相有着默契，平虏军在西面一线也仍然是守势部署，至少在西北的攻势部署完成之前，局面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静水流深，西北高层已经波澜急涌，紧锣密鼓的换防部署、部队调遣正在逐步铺开，但是在中低层的士庶仍然对此懵懂不知，不是为着仕途而努力，就是为着谋生而奔波。
熙熙攘攘之中，甘霖十一年一晃而过。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
“已经是甘霖十二年的春天了。”雷瑾站在河边轻轻感叹，身畔杨柳依依，万条垂下绿丝绦，稍微远处一株野梅树，花苞轻绽，将要开放的样子，捎来春天的消息。
这里不是西北行都所在的河中府，而是位于乌孙行省的一处河渡口，距离平虏公府名下所属的一处行宫只有十余里，并不算远，周围上万顷的田地、牧场、山林都是平虏公府的。
这个时节，绿柳才黄半未匀，在西北的北疆不少地方，冰雪甚至都还未化，人人出门身上都得裹着皮袍子，戴着皮帽子——都说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风吹在脸上那可真的象剪刀的。
就在河渡口的不远处，有着一个小小的驼城，以这个驼城为中心，沿河蔓滩，人来人往，人声沸腾，煞是热闹，宛然市廛。
这里就是草市，或者说墟集。
一般来说，草市或在城外，或在道旁路口，或在河渡之所，乃是底层黎庶百姓自发形成的集市，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在自家货物上插上一根草标，表示此物或此人在此典卖的意思，不管你是卖人还是卖货，通行插草为记之法。又因为这种集市早先是百姓私人自发聚集形成，并不是合于皇朝法度的‘官市’，所以在北方及江淮，统统称作‘草市’，而在岭南多叫作“墟市”，不过也有称为“坊场”的。自宋代以来，官方也在草市中抽取商税、酒税等，却是将这种百姓私人自发形成的集市纳入了官方的管辖。
儒家在修身齐家方面讲究一个‘父严母慈’，所谓‘子不教，父之过’是也；但同时也讲‘父慈子孝’，当然这两种说法是各有偏重的方面，总括起来说两者并不矛盾，如果没人提‘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俗语的话，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只是对于儒家的种种说法，雷瑾其实是很有点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深深怀疑的，因为在儒家这个大框架里面，除了‘父严母慈’、‘父慈子孝’的说法之外，尚有‘三纲五常’，有‘父为子纲’，纯从字眼上说，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父亲教子女，具体的又该是怎么个章程，那就是大家糊涂帐一本，人人看法各异，当中有着许多可以随意解释引申的漏洞和空子，一以贯之的仍然是儒家那种‘大而虚’和‘形而上’的做派，凡是掌握了学术权威的所谓当世大儒，凡是掌握了士林清议的所谓儒门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理解、想法、意图和政治倾向，夹带着自家的私货，将儒门典籍给‘注疏’给‘引申’了，以致后世儒家你一引申他一解释我一注疏，什么‘以孝治天下’的国宪国策，什么论资排辈的纲常大道理，统统是泛滥过度，为人子女者最后简直就是父母的物品或者奴隶，任何‘被认为’是‘忤逆不孝’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孝道’在这个时候就完全失了中庸之道，背离了儒家‘中庸’这个本原，因而在实际中反而是‘说一套，做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搞法盛行于天下，道德腔调越高者越虚伪。
雷瑾生性是不拘于礼教的，他每年都会带着自家的子女一起微服出游，什么踏青，秋游，冬猎，骑马，野炊，登山，放鹰，牵犬，喝酒，打马吊，步打击球，简直就是无所不为，为的就是让子女们开眼界、广见闻、增阅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子女，他年岂能成大器？只是雷瑾如此这般，放在儒家士人眼里，那就是没有‘严父’风范，更无半点‘慈父’模样，他这完全就是嬉游嘛，还教坏子女，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了？只可惜雷瑾根本不在乎清流士人的风言风语，我行我素，该干嘛还干嘛。
这不，虽然如今西面一线的形势紧张，暗流汹涌，雷瑾在年初例行巡视河中府周边数省春耕、水利情况的行程中，在暂时驻跸于行宫的这几天，仍是抽出时间带着随同巡视的几个子女微服出游，而距离行宫不远的这一处渡口草市显然就是他们微服出游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么多年，雷瑾在‘微服出行’的情况下，都保持着并不刻意察访民情，也不刻意了解民情的习惯。出游就是出游，期间不办公事，当然如果有什么事硬要撞到他的刀口上，呵呵，那就是某些人倒霉了，却怪不得他了，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嘛。
这次随同雷瑾微服出游的子女总共有二十三名，要么是年龄尚小，要么就是武课的修为基础尚未打扎实，暂时不被雷氏元老会许可参加‘兽域修行’，其中大半是公府侧室姬妾所生养的庶出子女，还有就是雷瑾历年所收养的‘假子’和‘义子’中的几位——当然了，‘假子’与‘义子’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只是‘假子’关系更近一点点，是实实在在的公府养子，享有与血亲庶出子女同样的继承家业之权，需要改姓并录入宗谱，但不承继宗祧，而‘义子’则稍为远一点，属于‘乞养’，通常是改姓而不录入宗谱，亦无继承家业之权，类似于‘干亲’，但‘义子’即便才具平庸，一生的安富尊荣还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比起外姓人而言，乞养在平虏公府的‘义子’，当然要比一般的外姓人更受重视一些——而即将被授予‘南宁伯’爵位的庶出子雷洹此次并不在随行之列，另外包括平虏公世子雷浩在内的十五名年龄相对大些的子女，则是已经出外修行游历，这时也不可能随同雷瑾出游。
望着眼前熙熙攘攘，颇为热闹的草市，雷瑾倒是由然生起了在随同出游的自家子女面前，指点一下江山的欲望，要不怎么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呢？人心总是有那么一点在人前炫耀的潜意识，只不过有的人能够把持好其中分寸，赢得满堂彩，而有的人却拿捏不好火候，过犹不及，反而贻笑大方——当然，以雷瑾如今在西北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就是说上一大堆废话，也会有人大赞他说得很有道理、很有深度、一字一句都可以流芳百世，人世间就是这么现实和功利。事实上，雷瑾在公私场合所说的任何话，只要为外人所知，就必然会载入官方的实录或者私人的札记而流传于后世，即使雷瑾自己想要删除禁绝都未必做得到，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呢？
雷瑾一行人，看起来就象是大户人家带着家仆小厮出来游玩踏青的官宦子弟小少爷，一个个衣着锦绣，气宇不凡，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远远的就闪开了，只在远处好奇的驻足观望，当然也没有人能想到眼前这一伙人当中有着西北的大人物在。
雷瑾手上还倒提着小牛皮马鞭，指着那一处驼城，一边走，一边对一干子女说道：“世间草市，在县以下的镇、砦、场、务、堡、铺、渡、口、市、桥、村、关、庄、驿等地方，由我西北‘征收税务’派员直接课税的现有三千零四十三处，其间商税额最高的每年可征两万五千枚银圆以上只有九处；再下是每年可征一万五千枚以上至两万枚以下者，共有五十七处；每年可征六千枚以上至一万五千枚以下银圆者，共有一千五百八十三处；每年可征一千枚以上至六千枚以下银圆的草市，由‘征收税务’直接派员课征的共有一千三百九十四处，而由府县税课局代为课征者，也有两千零一十七处；其他每年可征商税在一千枚银圆以下的草市，约有数万之多，则全由府县税课局征之。
每年仅可征商税六百枚银圆以下的草市，约有西北草市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还是每年仅可征商税一百枚银圆以下的。有些草市的商税甚至每年一枚银圆都不到，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每年商税不及一千二百枚银圆的草市，都允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