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已经全力投入到支持这一使命的行列中（！），并且，你们两者之间观点的密切交换，将为我提供可靠的依据。显而易见，所有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及准军事方面的努力，相互之间都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你对军事和准军事问题进行估价的这次使命中，我期望，你能就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进行充分的协商。此外，我还希望你能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携起手来，共同对我们向南越提供援助的全部手段和方式进行逐一考察，以便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我打算交给你一封我写给吴庭艳总统的私人信件。你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对此事进行探讨，如果，在你们将讨论的结果告诉我后，我仍做出结论：这封信是必要的，那么，大使就应在一个会见的时机中，将之转交给吴庭艳总统。
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斗争进展的情况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次任务中，你应当尽可能花费最多的时间，对西贡和战场上的情况进行彻底的视察。
当他将这些指示交给我时，总统补充道，他认为，我有必要与吴庭艳会见两次，并且，如果根据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的判断，改革和变化对于赢得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么，我就应该以这一结论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
约翰·F·肯尼迪将此信视为一种对我的指导，也将它作为一份文件，以便于我能出示给他人并说：“这是总统希望做的事情。”然而，华盛顿的那些反吴庭艳活动者们仍在进行重新展开反驳的行动。背着麦乔治·邦迪和我，在阅读了总统给我的指示后，小罗杰·希尔斯曼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写道： 尊敬的小亨利· 卡伯特·洛奇：我借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的安全之手传送这一信息。
我感觉到，改变原有看法、赞成我们观点（即，必须用军事政变除掉吴庭艳）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只要你和我们分别在西贡和国务院坚持我们的主张，其他人也会站到我们一边的。就像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将告诉你的那样，一群坚定的伙伴正在这里远远地支持着你
约翰·F·肯尼迪总统给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罗杰·希尔斯曼通过后门渠道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标志我们政府为期一个月的犹豫不决已经结束，在这一期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日益恶化的重要问题，迫切地需要我们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在认可反对吴庭艳的政变之前，我们在面对越南的根本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勇气，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然而，在他被撤换之后，我们仍然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过失： ·我应当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强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辩论。例如，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能够赢得胜利吗？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一位与我们合作更好的人来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吴庭儒和法国一起合作，实现中立化的目标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问题，即南越的政治危机已使美国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从而选择撤离呢？
·马克斯威尔·泰勒没有对那些不断传来的报告中的分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歧表现了人们对南越军事形势的进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腊斯克——最无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为美国工作着——失误于对国务院的严格管理，以及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监督。他也未坚决地参与总统召开的会议。
·而总统——我对他的责备最少，因为，他必须处理一大堆别的问题，范围包括从公民权利的纷争到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国会的批准——的失误则在于，没有将美国政府中的各个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们能够齐心协力。面对这一弊端重重的环境，他的优柔寡断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政府内还无发生此事的话，那么在新闻界，对中立化和撤离的赞成和反对却早已引起了辩论。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报刊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应当考虑中立化的建议，然而，新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却反对这两种选择，在六十年代早期，他从南越向《纽约时报》发回消息，并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这样写的： 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选择而言，其情况与一九六一年他们面临的事情完全相同；它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同样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首先，大量的言论已谈到了一个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立化当然并不是天方夜谭，瑞士、奥地利、印度，或者说甚至老挝，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方式声称：在冷战期间，它们既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战场，也不愿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越南迈向中立的第一步，将是撤离国内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将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产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从容地占据这个国家——或许为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两年。他们会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并且，如果河内愿意向我们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将成为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径。
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CBS的报道人哈里·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我回答说： 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 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 ·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P·J·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P·J·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