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充道，“我们考察了南越的计划，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获得成功”（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在对总统的报告中，我的看法则是极为坦率和沮丧的，“局势极为糟糕，”我告诉他，并预言道，“除非在随后的两到三个月中出现逆转，否则，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实现中立化已是最佳结果了，而更为可能的则是，共产党人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无论是吴庭艳的继承者，还是美方人员中都存在着问题。南越的将军们均无执政的才能，他们明争暗斗、内讧不断，在战场上却仍在节节败退。反对政变的人曾担心出现这种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结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美方人员则缺乏统一的领导，他们很少交流信息，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我严厉地指责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评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职。实际上，他从不与保罗·D·哈金斯进行接触，并独自把持了从华盛顿发来的重要电报，拒绝让对方看到电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指挥一次综合性的行动，而美国在南越的人员正处于此类行动中。我补充道，迪安·腊斯克、约翰·A·麦科恩也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打算帮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听劝阻。不管怎么说，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担任着大使的职务。
我们返回华盛顿不久后，总统收到了一份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提交的备忘录，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总统要求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此方案做出反应。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迈克·曼斯菲尔德的方案将会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并会对美国和西方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呈述了当时美国最高层文武官员们的基本看法： 在东南亚，老挝将几乎肯定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会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而实际上，则接受共产党人的统治。泰国所做出的姿态将会更加摇摆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亚骚扰的马来西亚也会做出相同姿态。甚至，缅甸也会将这种局势的发展视为一种清楚的标志，即，这一地区目前将只能完全地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中（这也将对印度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泰国持有坚定的立场，即使马来西亚也做出坚定的姿态，即使诸如法国之类相距遥远、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个真正“中立”的东南亚，似乎仍无可能出现于事态的这种发展中。
在其它亚洲国家、以及在其它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国家的眼里，南越将不仅是对美国坚定性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对美国处理“民族解放战争”能力的一种特殊考验。就亚洲范围而言，事情是极为明显的——例如，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脱身及对共产党人统治的认可，将会严重地影响人们的信心。广而言之，任何一个在未来受到共产党人威胁的国家，也无疑会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将会对他们负责到底。甚至，从理论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远的地区，这一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的。
我之所以广征博引了我的备忘录，这是基于两点理由：为了表明，对于选择我们的现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离——我们的分析和讨论竟是如此的肤浅和有限度；并且，也为了阐明，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安全来说，东南亚的丧失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目前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面前，无论就其紧迫性还是其详细程度而言，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备忘录强化了总统早已持有的立场。由于我们训练战略在几个月前，已表现出失败迹象，我们的态度也开始几乎难以察觉到地逐渐倾斜——到了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我们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地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我们并未就某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这包括：从最远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美军部队？我们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如果我们提供军事部队，那么，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以及人员的伤亡上，我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确，这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被严格地审查过。
一个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进行更为激烈行动的建议。他们声称，总统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中已无条件地指出，“要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总统肯定不会不顾及人员伤亡的代价。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继续说，“为了取得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美国必须准备抛弃众多的自我设置的限制，因为它们目前已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并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尽管，这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这一备忘录并未回答，并且，在以后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备忘录也从未回答这些军事上的关键问题。
总统、他的顾问人员和我，也像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一样，忽视了这一问题，这是不能原谅的。我们的职位要求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没有主动提到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应该要求他们做出回答。小布鲁斯·B·帕尔默上将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担任了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成为驻越军援司令部的副司令，并于一九六八年成为了陆军副参谋长，他后来写道：“在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向总统或国防部长指出过，我们正在实施的战略方案或许会遭到失败，以及，美国将无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认为，这一批评的确合 情合理，但是，我们——他们的非军方上级——也犯有同样的失误，即没有强迫他们做出这样的估价。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提出的这些疑问，并找出它们的答案呢？我将还会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当时还承担了许多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成为我们失败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苏联对欧洲的威胁，这些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班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越南的危机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需要处理的事务，它只是我们盘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们在目标上也缺乏灵活和可变性，并且，我们从未对那些与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进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们就像一位内心充满了烦恼、肩背重负的行者，手里却攥着一张只标明了一条路的地图。渴望前进的强烈动机驱使着我们不停地前进着，却从未停下来去进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别的途径是否也会通向我们的目的地。
在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指出：“我们与南越人正在按敌人的标准进行着这场战争，”并且，“痛苦地受到了我们自己设置的限制的约束。”这些限制包括 “将战争保持在南越的边境之内，”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军的作战部队。”他们建议，我们应当放宽对战争的限制，这包括：使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从训练南越人转移到使用美军的战斗部队在包括南越和北越的地区里，进行战争。在长达两页半纸的文字中，这一建议实际上已根本改变了美国的现有政策，但仍几乎没有列举必要的理由或基本的分析。
成员们要求我与国务卿讨论他们的备忘录，我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向总统进行了简单的汇报。总统要求成员们提供一份详细的建议，在其后的一个月中，他们着手制定了基本的计划，其优先考虑的内容有：使用美国空军袭击“胡志明小道”（这是一套分布于丛林间的运输路线，北越使用这条路线途经老挝和柬埔寨进入南越），和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成员们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共大量的正规地面部队进入DRV（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但对莫斯科是否会发起“行动，即按照苏联的判断，这一行动将会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还有所担心。
成员们的计划中提到了战争到核战争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我还从未想到这一点。但是，从这时为开始——并且，贯穿其后的整整四年中——我已决定要尽量减少风险，这一风险表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将会导致中国或苏联的地面或空军部队与美军进行直接的对抗——无论使用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无论在亚洲或是世界上其它地区。林登·B·约翰逊总统与我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一些其它的理由外，这一担忧曾致使我们多次否定了某些反复出现的建议，在四年之中，要求更为迅速地加强空战和扩大地面战争的建议，曾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倘若总统接受了军界人士的建议，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而不是批准了那些较低水平的行动方案，我们就会阻止住南越的陷落嘛？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从未出现过。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扩大行动的规模将会给美国和南越造成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