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出的，他经常让我参与同我的主要职责没有关系的事务。在一小时的时间里，他请求与会者迫使他们的国会议员投票赞成该法案，但似乎毫无进展。最后，他失望地说：“先生们，你们都认识泽福”——除我之外，我怀疑与会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泽福是跟随约翰逊很久的黑人厨师。“去年夏天，她、伯德和我三人开车从农场返回华盛顿，途经密西西比时，伯德说：‘林登，能在下一个加油站停车吗？我想解手。’我说：‘当然可以。’我们解手后继续开车行驶了一段时间，泽福突然说：‘总统先生，您能把车停在路边吗？’ ‘你为什么要我停车呢？’我问。‘我想解手’。‘你为什么不在加油站与我和伯德一起去呢？’‘因为他们不会让我进去。’她回答。”这时，林登·B·约翰逊敲着桌子厉声说道：“先生们，这是你们想要的那种国家吗？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是演戏，但我知道不是。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根据越南问题来判断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政绩是好是坏。但我相信，未受战争创伤影响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做出更客观的评价，会因立法方面的两个里程碑——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和一九六五年的“选举权法”——而称赞他。没有这两个法案，今天我们的国家肯定还处在内部冲突之中。我认为，历史会证明这两个法案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林登·B·约翰逊关于我们的未来的宏伟蓝图 ——“伟大社会”，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可悲的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提出的目标仍未实现。
七月十四日夜离开华盛顿之前，我打电话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讨论了我赴西贡的使命和越南问题。我们讨论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该做些什么： 总统：我们自己很清楚，当我们谋求东京湾决议时，我们没有打算投入这么多的地面部队。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
总统：我们正在这么做，而且我们知道情况会更糟，问题在于：我们真的想这么做而使我们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吗？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如果我们要按我备忘录中的建议——派遣更多的军队——行事的话，我们就得征召预备役人员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征召预备役人员，您就得从国会争取到附加的权力。这样才能取得一致支持。您可能会说：“嗯，对，但它也可能引起广泛的争论和不同意见。”我认为我们能够避免它。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以我们现有的这些军队，我们不可能赢，如果我们要‘赢’，我们就必须增派军队。我们需要更多的军队。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我们将继续通过政治途径探索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支持。”我认为您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这样一来，您既可得到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权力，又可把他们与整个计划联系起来。
总统：嗯，你说的有道理。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不知道您想走那么远，我不是在敦促您。我判断您会如此，但我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
总统：迪安·腊斯克同意你的看法吗？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的。他非常同意。在这方面他是个持强硬路线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南越，即使因此而爆发全面战争。目前他不认为我们应该走向全面战争，而认为应该竭力避免。但是，如果有必要通过全面战争保住南越，他会支持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在西贡会见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他会面加重了我最大的担忧和疑虑。威廉·威斯特摩兰说他在年底前需要十七万五千军队，一九六六年另需十万人。由于我不大相信空袭能够减少从北方流入南方的人力和物力，使之不足以压倒南越军队和美军，所以我向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参谋人员询问轰炸的效果。他们谈的情况证实了我的怀疑。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最后说： 下面是我的结论，但我希望你们能证明我是错的：一、越共（和北越）能够征召更多人入伍。我们应该相应地做好增加我方力量的准备。
二、过去和现在北越都未提供太多物资以支援越共。我认为以后也不会。
三、由于提供的物资极少，故而空袭并不能严重破坏越共的后勤供应能力。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停止空袭，然而，我的确认为，我们在南越需要更多军队，以便在地面给予敌人以有效回击。
我继而探究美军在南越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两星期前，我曾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并评估下述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能否保证在南越获得胜利。”我坚持要研究清楚该采取何种战略。厄尔·G·“巴斯” ·惠勒要求安德鲁·古德帕斯特进行这项研究。他率领一个特别小组，写出了一份一百二十八页的报告，在我前往西贡的前一天呈交给了我。
“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能胜吗？”对于这个问题，报告称：“根据合理的推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获胜，如果这是我们的意愿，如果这种意愿体现在战略和战术行动中的话。”不过，报告也坦率地指出，“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能否保证在南越获得胜利——的任何评估，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特别是，在南越发动我们在此处想象的那种攻势的经验有限。”
这是不可预测的一个重要问题。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越共和北越将进入河内国防部长武元甲所说的“第三阶段”，即大规模作战阶段。在此阶段，我们可以用常规的军事战术（“搜寻和摧毁”战术）应付和消灭敌人。我们可作进一步推测：如果越共和北越不进入第三阶段，美国和南越军队可以发动有效的反游击战行动。
虽然我在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及其参谋人员开会时询问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我们的讨论显然很肤浅。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了当时的明显失误：当时和后来，我们在西贡和华盛顿均未对这些推测、问题和关于我们在越南的军事策略的分析等进行激烈的辩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曾作为管理人员发现各种问题并迫使各个机构——常常违背它们的意愿——对各种行动方案及其后果进行深入而切合实际的思考。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交了我起草的报告。报告的开头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评估： 南越的形势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势则比前年糟）。经过数月的僵持以后，战争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现在正在积极推进，以分裂南越和摧毁其军队在没有进一步的外援的情况下，南越正面临着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别是在高原地区）正在沧陷，军队正在被击垮民众的信心正在丧失。
我继续写道： 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切断了北越对越共的物资供应。在越共的物质需求非常之低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不可能切断这种供应我们对北越的空袭也未产生明确的证据表明河内愿意以理智的态度坐到谈判桌上来。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台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们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决方案。
我回顾了我们研究过许多次的三种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撤退——这无异于无条件投降；二，继续奉行现行政策——这将最终迫使我们选择第一种方案；三，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我国军队的要求，同时努力打开谈判之门——就近期而言，这样可以避免失败，但会增加以后撤退时的困难和代价。
我被迫做出第三种选择，我认为这是“获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最后我讲了自己的判断：“本备忘录中建议的行动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军事和政治行动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伴之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决心的话。”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我在西贡时，赛勒斯·R·万斯曾致电告诉我，总统“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议的军队数量。在我返回华盛顿后的一周内，我和他至少每天见一次面进行详细讨论，直到总统做出决定为止。在不同时间参加详细讨论的还有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和海、陆、空三军部长（保罗·H·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 ·里索）。除乔治·鲍尔外，大家都支持我的建议。
七月二十七日，总统批准了增派军队的计划，并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说中向美国公众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他没有批准与此相称的军费开支。据我估计，在一九六六财政年度还需增加一百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然而总统在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决定控制初次要求拨款的数额（远远低于我的估计数字）。他答应在一月份“数字更确切时” 再要求进一步拨款。他还断然拒绝了我提出的增加税收以支付军费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高度机密的备忘录中提出军费开支估计数字和增加税收的建议的。甚至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不知道这份备忘录。
当总统看到我的备忘录和财政建议时，他说：“你能得到多少赞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认为增税议案不会被国会通过）
“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这很难，但你可以设法让立法人员赞成它。”
“你把你的建议提交到国会，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再来找我。”
我照办了。结果当然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我把情况告诉了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