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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培养涉及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而不仅仅是知识成长可以解决的。知识结构则涉及向什么方向发展知识的问题，它也不是知识力的强弱所能体现的。事实上，祖父在有的讲话中注意到忽视教育在人格培养方面的功能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一个好传统就是注重做人：“中国古代的教育，先从洒扫应对教起，就在做人的基本道理着手。”但是这个传统正在被丢掉：“中国近几十年来，对于这点，完全忽视，所以造就出来的学生，完全是个人主义者，不知有国家民族，也不知有家族社会，以致造成现在物欲横流的现象。”他强调通过教育要“养成健全的人格”。至于掌握和生产、生存相结合的知识，祖父从中国传统中的“学以致用”观念中获得支撑。他说：“语云：‘学以致用’。本来一般求学的目的，就在拿来应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未注意职业生活而过去一般学生之未切实注意及此，也不能辞其咎。”“政府对于需要的人才，事前既没有预计，学生也多不肯实心求学，以致闹成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竭泽而渔，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多拿来供子弟读书，希望子弟有所作为，殊知适得其反，子弟未读书以前，尚可为农、为工、为商，不失为一个佳子弟。及读书以后，反转成一个废人。”“加以中国几千年的‘士农工商’‘士’高于一切的观念，大家趋于一途，鄙视生产的工业实业，因之国家只有消耗，没有生产。”“加以公务人员文官制度尚未确立，用人不循途径，养成一种奔竞、夤缘、倾轧、排挤的风气，斫丧政治道德。”本着教育与社会群体生活、生产技能、生存条件相结合的理念，祖父推动边地教育事业时，将之具体落实到西康特殊的社会基础和现实中来。这里的特殊性，按祖父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宗教和民族，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根据西康省的宗教和民族特点，并吸取赵尔丰经边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祖父提出了“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发展教育的原则。他写道：“赵使经边，五六年内，兴学一百三十余所，其用力不可谓不勤。只以囿于‘用夏变夷’之观念，施教方针，未免偏激，”结果导致“校址鞠为茂草，人民且以入学为当差。是以今后西康教育之发展，在指导方针上，应一面谋求抗战之需要，同时应本‘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之原则，酌察环境，因地制宜，俾能适应其特殊之需要，而获平衡之发展。”在“修其教不变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下，祖父提出了发展西康边地教育的若干要点：（一）应根据抗战之需要及本省特殊情形，改订学制，并改变课程之内容，废除不合实际需要及违反民族生活情形之学科，而教授适合康地社会与抗战要求之课程。（二）一般的注重职业教育与民众教育，创办大量之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及民众日校、夜校、识字班等。一以增进人民生活知识与技能，一以提高人民文化之水准而加强其国家民族之观念。（三）应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干部人才，以适应今后军事、政治、民众运动及边疆事业之需要。（四）应由省县政府各尽最大最善之努力，赞助康民发展其固有之文化与教育，并多方发动人民创造其自身所需要之学校，由政府给以适当之指导与##，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资助。作为一个实干者，祖父强调学以致用，强调因俗而教，我并不感到奇怪，但当我注意到他同时还指出中国以往的教育中缺乏“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因而导致无大学术成就时，却感觉到他受熏陶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他说：“本来求学的另一种目的，即为求学。质言之，即是为学问而学问。中国过去的教育，缺乏这种观念，所以对学术上没有多大的贡献。”他指出当时中国学人中的一个不良现象：“在外国留学转来的人，以当大学教授为没办法之办法，有机会也就参加地方政治工作去了。”他知道，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以学问本身为目标的条件，但他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需要有这种眼光。“本来‘为学问而学问’，要在专门以上的学校才说得上，不过大家须要有这种见地”，“若有成就，不特对于国家和民族有利，即对世界人类，也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社会之进步，文化之发展，都赖学术为之倡导。强富的国家，也要靠学术发达，各方面的人才辈出，才可以解决他们政治、军事、财政种种的困难。世界上新的发明，无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如孟德斯鸠、瓦特、牛顿、爱因斯坦等，不仅国家为之富强，对于世界文化，人类幸福，实有莫大之贡献。”“大家现在虽然说不上发明，但是不能不养成这样的风气，读书的风气。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学问而学问”、“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先生，试图在某些高等学府实现的理念。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以后，在第一次演讲中便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要求。蒋梦麟先生根据自己的经历讲到，在蔡元培先生的引导下，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在北京大学曾蓬勃一时。
但此后的社会形势和知识分子的取向，使这种精神成为昙花一现。祖父在抗日战争中，在边陲之地推动教育之际，虽然还能想到这样的理念，但也只能作为一种眼光，“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抗战烽火和边陲蛮荒是不可能成就这种理念的。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进入和平时期也已经五十多年，进入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也有三十年，这种理念不仅没有实现，甚至在大学中都更加淡漠了。此间道理，颇费琢磨。
第十九章体育运动
史家胡同23号内的大院子，为我们兄弟姐妹奔跑追逐提供了场地。奔跑追逐大概是我们最初开始的、也是经常开展的体育活动。除此之外，最早开始的一项具有游戏性的体力活动，也许是“打棒子”。所谓“打棒子”，就是参加者各执一棍棒，以棍棒碰棍棒相互打来打去，直至一方力量不支败退而去。规则是只能以棍棒相碰，不能用棍棒接触身体。这个游戏是住在成都十七街的时候，哥哥和我以及他的几个同学玩起来的。而其动因，在我印象中，先是和三国故事，继而和哥哥的一个同学有关。小时候在成都，常常听人们讲到三国故事。街头巷尾人们饭后乘凉时摆起龙门阵来，一个个讲得成套成章，有来有去。厨师张师傅是一个三国故事爱好者，对三国中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我常跑到厨房去，一边看他做饭，一边听他讲三国。桃园结义、长坂坡、火烧赤壁、空城计听得好生带劲。追问细节，他总是有问必答。为了更多地了解三国故事，哥哥和我常常跑到府南河边“何大娘”的租书摊上去租三国连环画书来看。祖父祖母看我们有兴趣，也陆续地给我们买了一些书。读书使我更多、更生动地知道三国故事，也和张师傅有了更多的三国话题。张师傅碰到我这样的热心听众，也越发有讲述的兴趣，讲到高兴之处，他会塞给我点半成品吃，比如一个煮好的洋芋（北京叫“土豆”）、一小块没有切成片的腊肉。这些东西吃起来总觉得比上了餐桌的菜香。那时，在三国故事中，我们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赵云。骑白马，执长枪，背一把青钢剑，进出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好不英雄！男孩子本来就爱玩棍子，有了这样的故事和偶像的激励，更是有兴趣。我和哥哥便不时拿棍棒比划。一次，哥哥带回一个同学，我记得他的名字叫李德章。在我的眼光中，他长得高大、结实，人也爽气。我们在一起东拉西扯一阵之后，就说起玩打棒子。李德章一听，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便三人三方，恰似三国演义般地打了起来。正当打得热火朝天，虎口被震得发麻之际，李德章跳出圈子，竟自称赵云。我和哥哥岂能容他如此自吹！于是联手讨伐，把他打得大败而逃。他倒不失从容，一边跑一边唱：“今天我赵云打了败仗。”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这次又打又追，惊动了院子里的工作人员。事后有人把我们拿棍子打斗的事情告到祖母那里。哥哥和我被叫到祖父、祖母房间问询。原以为会挨骂，但是在我们说明只是用棍子碰棍子之后，祖母、祖父都没有骂我们，只是警告我们不能往身上打。这个“打棒子”游戏就这样被大人认可下来。搬到北京居住以后，我们把“打棒子”游戏又传授給了两个弟弟。我还记得我找到一根桃木棍子甚是合用。在成都的时候，哥哥开始喜欢打乒乓球，有时带同学来家里，把刷洗衣服的案子当球台使用。记得哥哥有一个叫苏伟同学曾拿着一个贴着足有一厘米厚胶皮的球拍，如同掌握着一件新式武器，使其他还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