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汀吧ò选钡摹吧ā笔且桓鲆簟Ｕ飧觥皊ao”字究竟怎么写，我拿不准，姑且写作“扰”字。不过“扰”字其实又另有念法。我还早被告知，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是不要去问的。以后想来，这样的规矩，和祖父的政治生涯，和他在严酷的*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关系。近年读到有的政治人物后代写的回忆文章，谈到父辈如何与之谈论内部政治问题，而算其年龄尚未成年。当临此时，我内心颇有不安。
我闻到屋里有一种强烈的异味，味道是从放在厅里的几个圆鼓鼓的囊中出来的。后来我从厨师张师傅那里知道，那囊是牛肚做的，里面放的是酥油。我从小对酥油的味道并不陌生，家里设有经堂供佛，里面就点有酥油灯。但那天我觉得从囊里散发出来那股味道非常难闻。几年后在北京和父亲讲起这种感觉，他说，不可能啊，酥油是很香的，恐怕是你的嗅觉特别。的确，我的嗅觉对羶味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对于某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顾忌。不过，那几袋东西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张厨师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权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别说，他的进一步推测是，依那时的交通条件，那些客人从藏区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气又热，可能酥油变味了。
送走客人后，祖父高兴地吩咐用客人送来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麦炒面和着酥油捏成的饼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对此颇有兴趣。而我却对那味道难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说，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又说，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我只能强吃下去。
“不能择食，有饭不论好坏抓紧吃饱”这样的话，祖父说过多次。在我成｜人以后，一次他又向我说起这个话，并且说，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行军打仗，常常刚端起饭碗就又要出发，所以有饭一定马上吃，否则就可能饿肚子。他这一说使我对他讲这个话的个人经历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从“非正常的”环境中得来的一个生存经验。
小时候吃东西，一是因为饿，二是因为馋，两种情况都是为自然欲望所诱致。这次酥油糌粑吃后，我知道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强吃”。从后来的生活经历来看，强吃虽然是很少有的情况，但只要走南闯北、跨文化交流、适应社会环境，而人们又把吃（或不吃）作为交往中相互发送的信号，那“强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应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记得1967年初，和几个中学同学一道从北京向南步行“长征”。走了一个月，到达河南兰考县。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劳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感觉头晕。这个村子叫秦寨，是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蹲点的贫困村之一。我们找到大队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饭。我和一个同学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红薯干粉窝窝头给我们当主食，还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锅特别款待我们的“菜”。饭菜进口后，觉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碜，特别是款待我们的“菜”，沙子更多。那时的口腔和嗓子还没有经过粗陋食品的打磨训练，加之头晕，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热情，不断让我们吃，盛情难却，就只能强吃。吃完出来到村中街上，冷风一吹，忍不住呕吐了。好在没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问到我外出的见闻，我也把这段经历讲了。他听后说：“对的。”
酥油和糌粑（2）
那是盛情下的强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强吃的时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后不久，按照当时“忆苦思甜”的模式，我们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是以糠为主，加些麸子做成的团子。说是团子，其实并不能紧凑地“团”起来，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忆苦饭”吃到嘴里后，嚼来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强吞硬咽。其实，当时所见和后来所闻，多数“贫下中农”把“忆苦饭”不是吃几口扔了，就是带回家喂猪了。
还有在遵从风俗下强吃的时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来到一处毡房。主人热情地做了手扒羊肉，并首先把羊头献给客人。按带领者介绍的当地习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龄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后依年龄由小到大从羊头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爱吃也有不爱吃的，但在那种情境下是不容选择的，都依俗而行。这时，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时候吃酥油糌粑的经历，心态遂变得相当从容。
上述顺便记起的几次强吃，并非是祖父所说的那种潜在饥饿威胁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会文化约束使然。
其实我想，祖父之乐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对那种食品有亲和感，很可能也有个人生活经历使偏好发生改变的因素，而在个人生活经历改变偏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因素很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后来从阅读文献资料中知道，他从1928年接防西康，同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西康建省任省政府主席， 直至1950年解放，在西康经营二十多年。由于西康有很大一块地区是藏区，同时和西藏比邻，因此在此期间，和藏民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
祖父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曾讲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沟通放到首位：
“关于治边之方略，则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阂，沟通情感，然后逐渐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从事业上予以改进。”
祖父的这套方略，和他对西康历史的研究有关。他一个戎军之人，怎么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据他陈述，这种兴趣起自1928年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时：
“回忆本军接防时，仅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由这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脑海中随时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疑难问题――为什么名震一时的赵季和的赫赫经边之功，会一败至此呢？然则，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吗？假定不足恃，试问又有什么妥善的办法呢？我的这个疑难扩而充之，推而广之，竟引起我从历史上去研究整个经边政策的兴趣。”
清末西康由治致乱的历史教训是祖父特别予以重视的。光绪三十年，英军攻入拉萨以后，清朝政府决心积极经营西康，以抵御英国势力的渗透。当时任命了赵尔丰（即赵季和）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是祖父在经略西康时对其下属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认为“赵氏富有胆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济”，内因外因配合，行改土归流之法，经营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后五六年内，设治三十余县，兴学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项要政，粗具规模。”赵尔丰调任川督以后，傅华封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续办改土归流，西康全局大定。”然而当四川革命发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时，情况迅速发生变化：
酥油和糌粑（3）
“因赵氏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动，即乘机起事，赵、傅两氏艰难缔造的事业，因此受到莫大打击”。
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化除隔阂”、“沟通情感”，是接受了赵尔丰“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
作为一个靠枪杆子起家的人，注意到武力威服的限度，虽属不易，却也自然。在阅读反映祖父当初想法的文献时，使我更觉有意思的是他对族群间文化精神差异的重视。他注意到，“西康文化”“相互间之差异甚大”，特别是康区藏族，“文化精神”更有其特点，而这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是他的一段概括：
“康区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 以外无学术，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求进步。”
在他看来，这种状况从“建设新西康”的角度看，其某些方面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如过求更张，则易滋反感”。此时他又提到赵尔丰：“赵尔丰之失败，多由于此，此西康文化之特殊情形。” “赵季和之经边政策的缺点，偏重武力，操之过急，是其一；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 把问题从武力运用过度追溯到不了解文化特殊性上去。
基于对西康特有文化的认识，祖父在西康建设中的教育方针上，抱持着审慎的态度。1935年7月他领衔发表的“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所言反映出他的这种态度：
“在新陈递嬗之交，对于教育方针，慎择得宜，固不难发扬优美文化，以增进康民福利，不得其宜，固有者破坏无余，新兴者难乎为继，推其所至，诚恐利未见而害先滋”，“当本康民信仰，尊崇佛教，为精神教育，以作康民指导人生行为之原动力，而以职业教育补其生产能力之不逮，用树新省特殊文化之初基。”
祖父注意到，西康特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喇嘛身上和寺庙机构中，因此，他对喇嘛和寺庙的功能给予高度关注。对于喇嘛和寺庙在当地的作用祖父曾总结有以下八点：
“一、喇嘛即为人民师表。查西康人民自识字起以至立身处世营生一切学业，皆受教于喇嘛，喇嘛以外，无他师表。
“二、喇嘛即为人事顾问。康民无论公私事业，有疑难不决者，类皆求喇嘛指示。喇嘛亦多具智慧，往往代为区处，恰得其宜。
“三、寺庙即为文化机关。西康所有文献及一切古物古迹，类皆属诸寺庙保存，其现行之文化，是为五明文化。
“四、寺庙即为信用合作社团。西康寺庙财产多由附近人民捐施积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