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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1）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培训，南岳游干班第一期于5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在大草坪上，叶剑英发表热情讲话。在一片掌声中，他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会场上群起呼应，喊声震撼南岳群山，激励抗日将士奋进。学员们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剑英题词留念。叶剑英挥笔给大家分别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词句，以资勉励。
南岳游干班第一期虽然只办几个月，但取得很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干部。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战线、方针政策，使学员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很多国民党军官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站到我们方面来。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在南岳游干班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去桂林开展统战工作。那时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权力的中心。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系点（老朋友桂系将领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个住处），与李克农等领导办事处人员，开展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5月28日，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到会一千多人。叶剑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在演讲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提出了在战略方面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在战术上运用“用全力求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大力打小仗”，争取最后胜利的著名理论观点。叶剑英多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批驳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从而增强后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经常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进行接触、交谈。叶剑英亲自带去一些《论持久战》小册子，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散发给军官们阅读。他不但到国民党某集团军军官团，作《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演讲，还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还接受进步教授冯家驹先生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作过形势报告，都受到热烈欢迎。他还帮助国民党当局在桂林酝酿与共产党人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在此期间，叶剑英同后来成为越南人民伟大领袖的胡志明同志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很久。其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新中国建立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向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你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叶剑英携带子女，全家到越南去做客，实现了长久的心愿。
在日寇大举侵华（12）
重庆“舌战群儒”，“虎穴坚持神圣业”
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6人为常委。当时，叶剑英正在负责筹办南岳游干班。
这一段时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加紧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局势日益恶化。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早已期盼叶剑英的到来，立即按中央指示，委任他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反共摩擦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村十二号。办事处还兼管曾家岩周公馆的日常事务工作。根据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叶剑英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问题。但是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商谈没有任何结果。两天后，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随后连续致电国民党当局，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选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嘉义调查，将肇事者交法庭审判。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