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
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
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
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
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
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
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
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
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
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
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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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
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
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
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
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
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
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
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
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
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
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
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
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
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
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
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
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
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
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
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
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
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
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
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
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
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
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
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
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
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
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
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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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
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
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
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
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
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
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
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
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
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
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
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
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
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
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
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
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
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
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
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
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
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
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
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
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
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
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
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
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