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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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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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
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
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
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
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
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
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
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
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
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
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
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
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
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
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
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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