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
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映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
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
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
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
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
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
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
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
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
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
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威，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
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
我开口，就问：“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我越权行
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
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他这才很高兴的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
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我这几天在武昌城
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
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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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
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
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
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
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
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
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
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
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
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
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
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
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
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
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
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
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
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
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
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
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
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
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
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
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
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
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
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
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
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
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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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
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
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
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
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
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
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
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
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
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
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
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
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
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
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
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
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
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
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
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