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
可如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
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
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
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
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
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
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
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
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
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
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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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
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
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
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
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
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
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
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
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
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
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
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
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
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
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
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
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
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
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
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
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
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
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
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
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
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
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
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
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
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
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
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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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
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
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
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
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
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
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
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
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
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
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
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竟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
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
页。
③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
九年。
⑤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
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
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